109.此据旧、新《传》及《通鉴》；《旧·纪》及《新五代史》一称为“同州防御使”。
110.此据旧、新二《传》，《旧·纪》及《通鉴》作数百万。
111.按铎为都都统，权知义成节度或记在中和元年（八八一），或记在二年，各说不同（参《通鉴考异》二四）。今本《考异》说：“又《旧》《纪》、《传》、《新·传》铎止为都都统，《新·纪》作都统。”按今《新·纪》实作“都都统”（《考异》前文引《新·纪》同），《旧》《纪》、《传》及《新·传》止作“都统”，今本显传刻之讹，应正作“又《旧》《纪》、《传》、《新·传》铎止为都统，《新·纪》作都都统”，也须这样改然后文气乃通。《考异》又称：“《实录》，初除及罢时皆为都统，中间多云都都统，又西门思恭为都都监，按时诸将为都统者甚多，疑铎为都都统是也。”一九五四年五月广州越秀山发见《王涣志》，志称；“初僖皇之幸蜀也，时王公以相印总戎，镇临白马，仍于统制有都都之号。”千年疑窦，得此志可以解决矣，说详拙著《从〈王涣墓志〉解决晚唐史一两个问题》。
112.当日入援者如忠武、感化，都由别将统领，《史话》乃云：“当时王铎联合的兵力，计有忠武军周岌、威（感之误）化军时溥……”（二三六页）读者颇易误会为岌、溥身亲行阵，此则措辞失当也。
113.骈《奏诱降状》云：“草贼黄巢下擘队贼将成令瓌徒伴四万人，马军七千骑。右件贼徒元受黄巢指使，占据潼关，寻自擘队奔逃，所在烧劫，就中蕲、黄管内，最甚伤残，……以今月二十三日部领手下兵士，到楚州倒戈讫。”（《笔耕集》五）状下文有与时溥交恶之语，令瓌拔离潼关，当是本岁春间或以前之事。
114.《通鉴》云：“黄巢攻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不提克俭。按《新·传》有“齐克俭营兴平，为贼所围，决河灌之，不克”，当系冋一事件；但兴平在渭水流域，用“河”字颇易令人误会。胡注只言“时风翔、邠宁军驻兴平”，亦未将《新·传》详细比勘。
115.《旧·纪》及《通鉴》系于七月，《新·传》在六月。高骈《贺表》云：“得进奏院状报，北路军前定难军节度使拓拔思恭、保大军节度使东方逵等奏，宜君县南杀戮逆贼黄巢徒伴二万余人，生擒三千人并贼将者；又凤翔节度使李昌言奏，探知京中贼徒溃散，六月十三日，皇帝御宣政殿，……”（《笔耕集》一，又卷六《贺状》略同）则宜君之役，似在五六月间。但《旧·纪》又云：“雨雪盈尺，甚寒，贼兵冻死者十二三。”（《新·传》、《通鉴》同）六七月时都似不应有此大雪（是年闰七月）
116.《新·传》云：“七月，贼攻凤翔，败节度李昌言于涝水，又遣彊武攻武功槐里，泾邠兵却，独凤翔兵固壁。”按涝水出鄠县，东北入咸阳，凤翔则在武功之更西，疑所攻者只凤翔军，非凤翔辖境，今节取之。
117.《旧·纪》系温降于八月庚子朔，兹从《新·纪》及《通鉴》。杀监军严实见《旧·纪》及《通鉴》，《新·传》则称“即斩贼大将马恭”，大约所杀者不止一人。
118.《新五代史》一及《通鉴》作瞳，《旧·纪》作曈。
119.《新·纪》、《通鉴》作右金吾，《新五代史》作左。《旧·纪》云：“拜华州刺史、潼关防御镇国军等使。”《通鉴》云：“以温为同华节度使。”按华州是时不在唐军手中，事同于惠而不费，未必如此恶作剧。《通鉴》既记同华节度，又于十月下再著授官，与《新·纪》同，尤不可信，因同、华二州，唐代向来分治也。《史话》引《通鉴》此一段，竟误题作“《唐书·黄巢传》”。（二三七—二三八页）
120.《旧·纪》作黄邺。《新·传》在此处作黄思邺，《通鉴》承用之，故两书皆前后矛盾。
121.邺并未死，《考异》已辨《补实录》之误。《旧·纪》十一月下，“贼将李详下牙队斩华州守将归明，王铎用其部将王遇为刺史”，“部将”指详之部下，《新·传》云：“巢以王遇为刺史，遇降河中。”似是误会。
122.《新五代史》四：“克用少骁勇，军中号曰李鸦儿。……巢党惊曰，鸦儿军至矣。”《通鉴》则谓“克用军皆衣黑，故谓之鸦军”，解释不同，似前说较可信。吕振羽称唐求助于突厥、吐蕃，（同前引书二〇〇页）按就族类而言，沙陀可属于“突厥族”，但非隋、唐时之“突厥”，若吐蕃则时方衰弱，唐并无求助之举。
123.《旧·纪》与《新五代史》同。《通鉴》于十一月下既称万七千，十二月下又作四万，盖杂采两项史料而未能剪裁者（《新书》二一八《沙陀传》作步骑三万五千）。
124.月日据《通鉴》，惟《旧》《纪》、《传》、《新·传》及《新五代史》均附正月下。胡注：“乾坑在沙苑西南。”按《元和志》二，沙苑在同州南十二里，乾坑在州西三十里，则乾坑似在沙苑西北。《旧·纪》云：“己巳，沙陀军进屯沙苑之乾坑。”系误合两地为一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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