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7.金娑山，沙畹以博克达鄂拉（Bogdo ola）当之，（《西突厥史料》七八页）又以蒲类为巴尔库勒淖尔（Barkul nor，同上），系据《西域图志》二一而加以引申。按山南曰阳，如居博克达南，则在天山南路，如居巴尔库勒东，则在天山北路，两解殊不相容，余别有详辨。大抵处月牧地，应在今空格斯流域迤北。丁谦《沙陀传考证》云：“金娑山在巴里坤城东北三百余里，《西图》作尼赤金山”，无非因蒲类海而旁想及之，并无他据。
158.沙陀之语原，有人以《阙特勤碑》文birija sadapyt baglar（右厢之……诸匍）之sadapyt相比；（同前引田坂兴道文六二〇页）按此词在唐史中经余证为常见之“失毕”或“矢毕”，（《跋突厥文阙特勤碑》二三页）但假使转译时读作sadavü（t），亦未始不可与“沙陀”相对，薛延陀即Syrtardus之tardus，本来亦突厥行政区之名称。
159.《新·传》书金山死于先天初（七一二）之前，但《元龟》九七一著先天元年十月突厥沙陁金山来朝，同书九七四又著开元二年（七一四）十二月沙陁金山来朝，沙畹因疑金山享年甚永，但又与《新·传》不合。（《史料》二三七页）余按《元和姓纂》三称沙陁，“西北蕃突骑施首领也，神龙、右骑卫大将军金满州都督张掖公沙陁金山，开元、左羽林卫大将军永寿郡王沙陁辅国”，（参拙著《四校记》三卷二五一页苏农条）似金山确卒于先天之前；《元龟》仍书沙陁金山者，或承旧文，未暇详审而误为国名也。特进永寿郡王沙陁辅国见《开元十七年庆唐观铭》碑阴。（《山右金石志》六）
160.《姓纂》三有左金吾卫大将军同正、酒泉公沙陁尽忠（见同上拙著《四校记》）。蓝著引《姓纂》，初唐归化沙陀人有沙叱（应作吒）阿博、沙陀忠仪两支；（三七页）按沙吒阿博实舍利阿博之讹。沙陀忠仪乃沙吒忠义之讹，李峤《行制》称为“三韩旧族，九种名家”，则是百济人。此两支均与沙陀无涉，说详拙著《四校记》五卷四一一—四一二页。
161.《新·回鹘传》：“沙陀别部六千帐与北廷相依，……故吐蕃因沙陀共寇北廷，”又《沙陀传》“贞元中，沙陀部七千帐附吐蕃，与共寇北廷，陷之”，说略相同。唯赵凤《后唐懿祖纪年录》谓尽忠说回纥忠贞可汗援北庭，贞元六年十二月为北庭之众所劫，降于吐蕃，殆为后唐讳也。
162.《沙陀传》称：“士裁二千，骑七百。”《语林》六：“元和中三千人归顺，隶京西节度使范希朝主之”，《旧》一五一《希朝传》则谓“众且万人”，赵凤《纪年录》亦谓“犹有马三千骑，胜兵一万”。《沙陀传》下文又云：“尽忠弟葛勒阿波率残部七百叩振武降”，实本自《元龟》一七〇所著、元和三年六月“沙陀突厥七百人携其亲属归于振武节度使范希朝，乃授其大首领曷勒阿波阴山府都督”（《旧·纪》一四文同，惟讹振为镇，阿为河），是沙陀来归，本分两次，据《旧·希朝传》，彼于德宗时官振武节度（《旧》一四四《杜希全传》在贞元九年），而《纪年录》作河西灵盐；又于元和二年官朔方灵盐节度（《纪年录》及《旧·纪》二年下同），而《元龟》及《旧·纪》三年下作振武；以此比勘，知各书互有错误。复次，《纪年录》言执宜初授阴山府都督，元和元年七月入觐，留宿卫，二年，吐蕃诱党项寇河西，执宜佐希朝往讨之，事平，戍西受降城；核其年月，正下与阿波授阴山府都督相衔接，由是思之，《纪年录》所称执宜于贞元十七年（八〇一）来降，殆未可厚非。《通鉴考异》一九所辨（“据《德宗实录》，贞元十七年无沙陀归国事，《范希朝传》，德宗时为振武节度，元和二年乃为朔方灵盐节度，诱致沙陀，元和元年亦无沙陀朝见，《纪年录》恐误”），仍未能比勘各史，细求其致误之因；且将执宜、阿波之降，同纳入元和三年，执宜先降，众近万人，既置阴山府而彼仅为兵马使，阿波后降，众止七百，而授以都督，试问如此处置，其果合于事理耶？
163.据《通鉴》胡注，神武川在唐之马邑善阳县界；按善阳即今朔县。黄花堆，《通鉴》二〇四胡注云：“意即黄瓜堆”，夏德以为在今大同东桑乾之南岸，余按黄瓜阜见《水经注》一三《湿水》下，当在今山阴县境，拙著《突厥集史》卷八别有详考。
164.并参《旧书》一六一《刘沔传》。
165.《新·沙陀传》：“勋平，进大同军节度使，……回鹘叩榆林，扰灵盐，诏国昌为鄜延节度使，又寇天德，乃徙节振武”；此传末节叙事之可信，有《赐卢简方诏》为证，诏云：“李国昌久怀忠节，显著功劳，朝廷亦三受土疆，两移旄节”（见《旧·纪》，应是乾符五年所下，今误编入咸通十四），三受土疆者谓朔、蔚、云三州，两移旄节则鄜延、振武二节度也。惟《旧·纪》一九上，咸通十一年（二月己酉，非正月），河东行营招讨使朱邪赤心为“振武节度、麟胜等州观察等使”，十三年十二月，振武节度李国昌为云州刺史大同军防御等使（《新五代史》四略同）；又《通鉴》咸通十年十月，“置大同军于云州，以赤心为节度使，召见，留为左金吾上将军”，十一年十二月，“以左金吾上将军李国昌为振武节度使”，十三年十二月，“振武节度使李国昌恃功恣横，……徙国昌为大同军防御使，国昌称疾不赴”，关于国昌历官，所记互异。试为比勘，《旧·纪》言最初即授振武，当不可信。其次，大同节度之名，亦有可疑，《通鉴》胡注云：“会昌中已置大同军团练使于云州，寻为防御，今陛为节镇。”即指出《通鉴》咸通十年才置大同军之不确，若“今陛为节镇”一句，无非循文面解释，不能为事实作证佐。考《旧书》一九上，咸通十三年叙段文楚、李国昌、卢简方数人之官，皆称大同军防御使，克用亦只自称防御留后，则在此已前，大同军似未尝升为节度（《新书》一八二《简方传》称大同节度，显系错误）。果三数年前曾置节度，简方此次除授，为何不因仍旧贯而偏要“以沧州节镇、屈转大同”耶？（此乃《旧·纪》所录唐帝对简方之言，由节度改防御，故曰“屈转”）由此观之，余相信此年国昌所除，只是大同军防御使，《新·传》误为大同军节度而《通鉴》沿之也，并参本页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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