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同前引董氏文一五页。
18.《元和志》三九及《旧书》三八作振威，《通典》一七二及《新·志》均讹振武。振威更名天威，据《新·志》系在天宝八载，河州别有振威军，则天宝十三载始置。
19.《西藏图考》五明言引自《地理志》，吴景敖《西陲史地研究》只称曰“《图考》注”（一〇及一二页），则使读者误会为清人考证，减其信值矣。
20.《薪·志》四〇称廓州“西南百四十里洪济桥”，则漏加积石军距州之数。
21.《西陲史地研究》一二页。
22.同上。
23.《黄河河源初步研究》五页。
24.参拙著《崑一元说》。
25.《西陲史地研究》一二页。
26.同上。
27.《苏联民族之话》八五页。
28.《淮南·人间训》称孙叔敖“作期思之水而灌云娄之野”，叔敖是楚庄王时（前六一三—前五九一）人，据《后汉书》一〇六《王景传》，期思水应即庐江郡之芍陂（今寿县南之安丰塘），《玉海》三二引马总《意林》称曰期思陂。《荀子·非相》：“楚之孙叔敖，期思之鄙人也。”
29.《新·志》三七作百余顷，今从《元和志》二。
30.《新·志》作“咸通”，按此事已见《元和志》二，咸通事非吉甫所能知，盖中唐人讳“亨”（肃宗名），或改写作“通”，不虞后来果有“咸通”，《新·志》未细考也。
31.据《元和志》六，北利人渠，隋开皇六年苏威引橐水入城，同时又疏导南利人渠，东南自硖石界流入，则贞观时乃是增修。
32.今本或作“任”，兹据百衲本三一。
33.岭南东道亦乏记录，按《元和志》三四《广州增城》，“石陂在县东北一百五十里，灌田×余顷”，惟未知何时兴建。
34.《广川藏书志》云，世传徐彦撰，然不知何据，意其在贞元、长庆后也（据《书录解题》三引）。
35.《语林》二引《嘉话录》，“《唐书·卢藩传》言之”，校注云：“韦绚唐人，亦无引《唐书》之理，疑有脱误。”盖以为指《新唐书》也。按《酉阳杂俎》续四有一条亦引《唐书》，可参拙著《旧唐书轶文辨》。
36.余别有短篇考证。（未刊）
37.见所著《中国文化史》。
38.宋人讳敬，改称曰“苏恭”，说见《圣心》二期拙著《课余读书记》二一—二二页。
39.参《圣心》一期一五五页拙著《史地研究》及《通典》二五注。
40.参范行准《中国预防医学思想史》一○九—一一○页及黄滔《颍川陈先生集序》。
41.见所著《中国文学概论讲话》。
42.《唐代小说研究》旧版一五页。
43.《旧书》四七同，《新书》五七作“三十七万卷”，不知所据。
44.据同书三五统计，只三万六千余卷，通计亡书亦不过四万九千余卷，此云八万余，岂如志所云“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故两数不合欤？
45.加合应为六万一千余卷，《旧书》四七言两京各一本，倍之，故有“一十二万五千九百六十卷”之数。复次，五万一千之数，同卷凡两见，且与以散合总相符，《新书》五七作“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未审何据。《龙城录》是伪作，彼云开元集贤院所储至七万卷，或依唐末之数言之。
46.参吴金鼎《斯坦因敦煌盗经事略》。
47.《燕京学报》三四期一八七页《六国纪年表》。
48.《民族学研究集刊》六期五二—五五页拙著《夏时与狄族》。
49.《东方杂志》四二卷三号三六页拙著《中华民族与突厥族之密切关系》。
50.见《东方》四一卷二一号三六页拙著《何谓生霸死霸》及所引鲁实先、刘朝阳二家之说。后来陈梦家亦言：“若于此时贸然据此尚未整理就绪的残缺的地下材料，贸然排谱列表，似嫌操之过急。”（同前引一九〇页）
51.阴历与阳历调合之困难，在于月绕地球一周为二九·五三〇五九天（二九天一二小时四四分三秒），地绕日一周为三六五·二四二二一六天（即三六五天五小时四八分四六秒），两数不能相互除尽。甲文“十三月”及《尧典》所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即是阳、阴历并用，与巴比仑、希腊、罗马相同。春秋中叶更知十九年七闰之法，以与阳历相调节。
52.甲文原有之“子”，后来周人弃而不用，取甲文原有之“巳”字以代之，“巳”位既缺，因别搆今之巳字。仅此廿二字，周族已将商文改革了两个，则其余周族承用之商文，尽多字虽同而立义不同，自是意中之事。苏联学者G.Brunakoff著《The Oracle Bones from Honan》（一九三五），曾提出批评：（一）中国一派学者对古史研究之专凭文字为不合，（二）中国另一派学者专作甲文、金文、《说文》之比较研究为忽略时代特点（据《社会经济史集刊》五卷二期二五二页引），其言实深中我国学子之大病。从事斯道者分应联系实际（如“子”“巳”之例），接纳友人忠告，深加警惕，今顾不然，反进一步作出许多大胆无比之臆测，斯真不知其可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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