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匈奴或突厥，给以大量缯帛之岁币或赂遗，如前、后《汉书》所载：
自汉高帝至景帝，岁奉匈奴絮缯等各有数。
宣帝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来朝，赐锦绣等八千匹，絮六千斤。
成帝和平四年，单于来朝，加赐锦绣缯帛二万匹，絮二万斤。
哀帝元寿二年，单于来朝，加赐锦绣缯帛三万匹，絮三万斤。
光武建武廿六年，赐南单于缯布万匹，絮万斤；元正朝贺毕，遣单于使还，赐彩缯千匹，又赐单于母、妃等缯彩合万匹，岁以为常。
北朝对突厥馈赠之数目，史文虽无明载，但观他钵可汗“但使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而言）孝顺，何忧无物”之语，则其数不菲，赠物之内，又必以缯帛为最大宗。有如是巨额的特别岁出，自然刺激到丝绢之增产。中行说云：“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之者，以衣食异，无于汉，……其得汉絮缯以驰草棘中，衣裤皆裂弊，以视不如裘坚善也。”（《汉书·匈奴传上》）缯帛非漠北所适用，即不得不向别一方面谋销路，国际之丝绢贸易，由是而兴，东西的全面或部分交通，日在发展及变化。在欧洲方面，则引起服用奢侈的习惯，故当公元初期，罗马Tiberius帝（一四—三七）已令禁男子服丝服。自是而试培蚕种的发展（Justinian帝因印僧人之献策而试养，五六八年，JustinⅡ帝曾以育蚕技术出示突厥使臣），丝织工业的发展（较前者如波斯、叙利亚及十三世纪之意大利），改良蚕种的发展（如近世之日本），人造丝代替的发展，所有一连串的事实，均以我国丝绢输出为远因，此一连串之发展，又造成一连串的联系。
突厥人或粟特人以中国丝绢运往西方，自然地要求较多的利润，东罗马销售丝绢，亦自然地要求较低的价格，反之，波斯人处居间地位，又自然地要求操纵而向突厥、东罗马两方施行其剥削政策。由是三方面发生敌对及外在矛盾，演成突厥、东罗马直接交际的现象，东罗马谋直通印度诸海港的现象，波斯毒杀突厥使臣，引起两国交恶的现象，最末，遂演成东罗马、波斯两国的廿年斗争。甚而后来好望角探航之发展，仍可视东罗马求通印度为最远的引线。总言之，因矛盾而促成事态之发展，此一连串的事实，又是互相联系。
我国往日，根于夜郎自大及短视的缘故，每遇外国使者（或者只是商人）来到，辄大书特书，以为慕义向化（固然有一部分是例外的）。然早在西汉，已有人指出此种掩饰行为，杜钦曾言，罽宾“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汉书·西域传》）以言我国输出，在古代莫要于缯帛，故丝绢贸易，实与中外交通之发达互为联系。
由此看去，用辩证方法来了解历史之变化，尚非极不容易之事，窃以为最难之点，还是整个事实之搜罗、与夫方法运用之得当；譬如看见中、突关系而未看见突厥与西亚的关系，或只看见西亚与突厥的关系而不看见中、突的关系，单凭片段的材料和主观的意识，以行推断，便很容易取得一个错觉。达尔文之能够造成翻天覆地的发见，全靠其搜采实例之极多，举一斯可以反三矣。
一九五〇、一、三〇、中大北轩。
授课之翌日，见斯特罗果维契引列宁之言云：“辩证逻辑则要求我们更往前进。要真正了解一个对象，必须考察、研究它的一切方面、一切联系和‘媒介化’，这是第一。”（一九五〇、一、卅一、《南方日报》转载《形式逻辑与唯物辩证法》）又罗逊塔尔云：“研究唯物论辩证法及其规律的本身，并不是、也不能是自满自足的目的。默诵和明白辩证法的基本原理，并不是一件难事。但真正马列主义的了解辩证法，起码是要视辩证法为认识的工具和革命斗争的工具。”（新华版岳译《唯物辩证法》二〇五页）是皆可以补前说所未备，因掇录于后。
附录二 论陈亡之必然性
唯物论辩证法范畴中有所谓必然性与偶然性。
必然性是不可避免地要从事物本质、本身中发展出来的现象、事变。
偶然性是可有可无的现象，在其一般总过程上说，并不是由现象的本质、本身生出来的现象，但可说是出现于两个必然事变现象的交叉点上。
北方之统一，始于四三九年北凉之灭，未及百年而复分为东西魏（五三四），分四十四年而北齐并于北周（五七七），距此仅三年而隋文以偶然的机会，不及一载（五八一），遽膺大位，其现象发展为谋南北之统一殆属必然的。
但南北之统一，不定是北方并南方，亦可以南方并北方，于此乃发生下列之偶然现象。
突厥为患中国，自周、齐已然，而开皇之初，沙钵略可汗竟与大逻便互攻，兄弟阋墙，无暇南略，隋文得乘间招抚。沙钵略卒后（开皇七，五八七），继位者处罗侯，又忙于西征波斯，隋于是无北顾之忧。
叔宝昏庸，众所周知，手下又乏贤良将相，为之辅弼，以南方统一北方，当日实无此可能性（可能性与现实性又为唯物论辩证法中两个联系的范畴）；反之，隋文即位之初，便处心积虑，以平陈为目标（如韩擒虎、贺若弼之任命），倒有北方统一南方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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