乙、焉耆 高昌之役，焉耆王引兵助唐，故高昌破后，还其侵地。寻叛归西突厥，十八年，遣郭孝恪讨之，执其王，以其地为焉耆都督府。高宗时使前王归国。
丙、龟兹 初臣西突厥，焉耆之叛唐，又发兵助之。廿二年，遣阿史那社尔等讨破之，执其王归，别立王弟主国政，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兼统焉耆、于阗、疏勒，谓之四镇。
唐初舶运未盛，我对西方，凡物品运输，官私往来，都以遵陆为主道；尤其高昌至龟兹绾毂丝路，是经济大动脉所在，不能不出全力以维持。十箭雄踞西北，领导高昌三国，梗我交通，唐用兵力对付，势非得已。（《新书》二二一下称，太宗谓安国使曰，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矣，诸胡大悦；其重要可想。）质言之，唐太宗讨东突厥（西突厥未直接用兵），讨高昌三国，系为自卫而战，为经济争生存而战，近年来有些作者或不研讨事实，统置于侵略之列，（屡见于《历史教学》）而编纂者未曾提出讨论，岂必要唐朝束手待毙而后免于侵略之罪名耶?高昌八城皆有华人，（《北史》九七）北庭原属车师（即高昌），故平定之后，开置郡县。焉耆、龟兹之设镇，止驻兵以维交通，仍立国王主持政事，臣其人而不有其地，焉得以侵略目之?
羽田亨著《西域文明史概论》，谓大体上至唐代止，西域所住之汉人，皆以屯戍军及官吏为主，数目甚少，且不与土人杂居，故东西文明各维持其传统，无显著的融合。及唐经营西域，实际始有发展。惟是中国经营，又不彻底，都护、长史无民政关系，从属之最大目的，只在防止北方民族之占据，保护汉土与葱岭西诸国之交通，免贸易上发生障碍，初不夺取其地之统治权。西域最初对汉之文明，亦取排斥态度，如各国人因龟兹王摹仿汉天子仪节而有驴非驴、马非马之讥，是也。此一连串的批评，纯从帝国主义侵略的观点出发，不能深切认识汉、唐民族所以成其伟大。据管窥所及，汉、唐对待兄弟民族之政策，其特点有四：（1）不强迫同化，只顺其自然。（2）不掠取俘虏分散为奴婢。（3）不使杂处通婚。（4）不排斥各族不同之宗教，任其自由信奉。（如隋炀不许启民易汉族冠服，唐太宗不把突厥迁往江南，都是最好的例子）唯如是，故汉文化之铺开，比较迟缓，然终不致因暴躁冒进而换取异俗之深恨。蒙古时代有回鹘“亦都护”，余证为伊兰语翻译西汉“都护”一词之遗音，伊兰语开口好用i，加于“都护”之上，遂成idiqut，及回鹘西迁，又从伊兰人转贩得来。汉化之深，经千余年而不坠，惜一般历史家之数典忘祖也!
往西南及远西，可附记者二事：
我国与印度向无直接战争，间接者惟王玄策之役。贞观十七年三月，卫尉寺丞李义表融州黄水县令王玄策奉命送婆罗门返国，十二月，至摩伽陁（Magadha）。十九年正月，至王舍（Râjagrîha）城，登耆阇崛（Grǐdhrakíta）山，勒铭其地。二月，又奉敕立碑于摩诃菩提（Mahabhodhi）寺。此次往返，皆经泥婆罗（Nepal，近译尼泊尔，清人称为廓尔喀“Gorxa”）国。翌年，玄策复使摩伽陁，从骑三十人。未至，王尸罗逸多（Harsha Šilâditya）已死，其臣阿罗那顺自立，发兵拒玄策，从骑皆没，遂剽诸国贡物。玄策奔吐蕃西鄙，召诸国兵，泥婆罗以七千骑、吐蕃弃宗弄赞赞普（Khri Srongbtson Sgam-po）以千二百人来会，玄策率之，破摩伽陁兵，禽阿罗那顺及其妻、子，虏男、女万二千人，杂畜三万。东天竺王尸鸠摩（Šri-Kumâra）送牛马三万犒军，迦没路（Kamarupa，地在东印度）王献上地图。廿二年五月，阿罗那顺逮至阙下。其后显庆二年，玄策三次使天竺，送佛袈裟（kasaya），亦取道泥婆罗；此行曾西至罽宾（龙朔元）。所著有《中天竺行记》十卷，今不传。
贞观末尚有一外国来贡，迄今犹未决定其主名。《旧书》一九八《拂菻传》载：“贞观十七年（六四三），拂菻王波多力遣使献赤玻璃、绿金、水精等物，太宗降玺书答慰，赐以绫绮焉。”（《旧书》夺“水”字，据《新书》补。）拂菻国王是某国之王，解者凡有四说：（1）东罗马王Heraclius之弟Theodorus，但其人已于六三八年被杀。（2）东罗马之大臣Valentine Caesr。（3）罗马教皇Theodorus，即位于六四二年十一月。（4）叙利亚总主教之号，即Patriarkis。我往日亦曾提意大利王Rotari之一说，但第一音组Ro究不能对“波”。前文四说之中，我早说对音以Patriarkis（省去尾音）为最近。今考《旧书》称：“拂菻国一名大秦”，而《景教碑》则云：“大秦国有上德曰阿罗本，……贞观九祀，至于长安”，景教固来自叙利亚，是此之“拂菻”得为叙利亚也。阿罗本之来，与波多力之贡，后先仅九年，谓其接踵而至，事亦甚类，当日有“拂菻国诸蕃”之称（见下七节），可知拂菻不定指东罗马；以称号为人名，又以大主教为王，亦旧日言语不通常有之误会。综合观之，此王名为叙利亚文之大主教，殆可无疑。
第四节 贞 观 之 治
贞观之相，盛推房（玄龄）杜（如晦），然“求所以致之之绩，逮不可见”。（《新唐书·房杜列传赞》）考如晦作相，前后未及二载（贞观二、三年）。贞观二年，太宗谓房、杜曰，公为仆射，当为朕求访贤哲，比闻听受辞讼，日有数百，安能有暇求贤哉?因敕尚书省细务皆付左右丞。（《贞观政要》三）三年，谓侍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如有不稳便，皆须执论，比来唯觉阿旨顺情，若仅署诏敕，人谁不堪?自今有不便处，必须执言，无得畏默。（同上一）又八年，责玄龄等干问北门营造之事，玄龄拜谢，为魏徵所纠。（同上二）凡此数事，皆可反映房、杜相业之程度如何。唐柳芳有言：“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又《新书·长孙后传》载后曰：“玄龄久侍陛下，预奇计秘谋”，近人谓奇计秘谋指夺嫡，大约房、杜二人之得名，当指太宗在藩日参谋帷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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