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上文所综述，当日山东门第有如下的特点：（1）它非如前朝之四世三公，以官宦、名流自豪，宰相郑覃之孙女，只要嫁给一个姓崔的九品官，故太宗谓其“并无官宦、人物”。（2）它包括有士、农、工、商各界人物，不定是富户，不能算作一个特殊阶级。（3）它并不是依附统治者来压迫人民，故终唐一代，赵郡之李反比陇西之李为可贵，他们总不愿与皇室结亲，而受到唐朝的干涉。（4）它是婚姻性的产物，不是政治性的产物。其所以得到一般仰慕，要点在于能保持“礼教”，“礼”即汉族相传之习俗，所以能够保持，就在于少混血。简言之，“山东门第”者比较未大接受五胡族的熏染之姓氏而已。
抑门第起于姓氏，姓氏之严别又起于同姓不婚（即生产力问题），周人所谓“姓”（甲文无“姓”字），种族之分也。其著者数不过十，姬、子、姜、嬴、芉，皆姓也，孙以王父字为氏（《公羊传》成公十五），或以国，以邑，以名，以官，取义不一途，孔、陈、周、孟孙、叔孙，皆氏也，易世则氏可变而姓终不变，同姓者不尽同氏，而同氏者亦不必同姓。大抵宗支之别，突厥族最为分明，哈萨克人详陈世系时，得为下列之方式：
突厥种（race）——哈萨克族（nation）——中斡儿朵（orda）——钦察氏（tribe）——某某宗（clan）——某某支宗（subclan）——某某房（branch）——某某支房
汉族别大宗、小宗，说者已视为繁缛，以比突厥，则犹觉甚简矣。齐姜，余曾证其为突厥族，崔、卢又春秋时姜姓著称之二氏，突厥聘妇，须纳厚礼，崔、卢之重视门第及嫁女受财，岂其犹葆突厥旧俗而流风被于他氏欤?
战国撩乱，人户流离，汉高已不自知其姓，后此人各以氏代姓，今所谓“姓”，即古所谓“氏”，是为我国种族混乱之第一次大变。所幸战国至汉，各地陆续建设郡县，郡县大约依古代各氏族之住地为区域，人口即有迁徙，犹能各举其原籍之郡名以作标识，如太原、陇西、安定、南阳、清河等，皆后世所谓郡望也。单举姓氏以为称，未识世系之同异，郡望即别宗支之一法，然历传愈久，胤裔愈多，则旧望之中，又生新望，故同一姓（氏）而郡望有多至三四十者（唐时张氏有四十三望，王氏有三十二望）。姓（氏）虽同而望不同，则几与异姓无异，即如前引显庆四年之诏，由今人言之，只有李、王、郑、卢、崔五姓，而诏曰七姓者，因李有陇西、赵二望，崔有清河、博陵二望，惟郡望不同，故别为二姓。
一姓常不止一望，举其著望，则目为故家（如李积自称陇西李积），举其不著，则视同寒畯，攀附宗枝之习，于是乎起。李敬玄，谯人，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书》八一）张说，洛阳人，而越认范阳，王缙望太原，而越认琅邪，此三人皆宰相也，犹必冒认名宗，正所谓势利之见，贤哲不免，又何怪韩愈或称昌黎，或称南阳，致后世考证家聚讼不已耶。质言之，唐人冒宗，乃郡望统一之滥觞，五代再乱，人并郡望而忘之，由是李姓唯号陇西，王姓只知太原，同氏者便认同宗，不同氏者便如异宗，是为我国种族混乱之第二次大变。族姓之歧见，虽消灭于上层，又移植于下层，此论汉族发展史所不可忽视之一点。
唐人更有不同姓（氏）而相认为族者，杜甫称唐使君、刘判官为族弟，（《少陵集》二一注）吕温《上族叔齐河南书》，齐河南即齐映，齐、吕两姓，依旧说同出于齐姜，故温称映曰族叔，又韩愈《送何坚序》“何于韩同姓为近”，（《昌黎集》二〇）盖古风之仅存者。
第七节 高宗继成大业
高宗本庸懦，然以承贞观余荫，武将多材，且获降附突厥之效力，故其前半叶之开疆辟地，有时且过于太宗，是则时势造成，非彼之力量所致。兹分西北、东北两项记之。
（一）西北 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降而复叛（永徽元），前后遣梁建方，契苾何力、程知节等进讨，皆无功（永徽及显庆元）。显庆二年，更以苏定方为帅，领回纥等兵，分南北两道进军，先破之于金牙山，乘胜追击，十二月，复大战于伊丽水（今伊犁河）上，杀获略尽。贺鲁西走投石国（Taškand），副将萧嗣业追擒之，收人畜前后四十余万，西域悉定。诏分其地置濛池、崑陵二都护府，以步真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分押五弩失毕部落，弥射为崑陵都护、兴昔亡可汗，分押五咄陆部落。其所役属吐火罗等国遣使内属。龙朔元年六月，置州县使王名远进《西域图记》，并请于于阗以西、波斯以东十六国，分置都督府十六，州七十二，县一百一十，军府一百二十六，（参《圣心》二期拙著《课余读书记》三四—三七页）隶安西大都护府，仍于吐火罗立碑纪德，我国声威之远暨，蒙古前所未有也。各府名如下表：
各都督府之名称，除波斯外，均是唐人采用古语，无关实际。唯国及州城所在，则表示当日西域诸国之领域。此一次建置，向来不为我国史家所重视；一则因囿于闻见，对八九十个地名，无法探讨。二则不明历史之过渡性，以为悬隔万里，事同儿戏。法国学者沙畹曾谓所置府州，具重要科学性质，亦不过就中亚地理立言，对于唐代声威之影响西域，毫无阐发，殊为憾事。考西突厥统叶护盛时称霸西域，授诸国以颉利发（iltäbir）之号，每国派驻吐屯（tudun）一人，收其征赋。及显庆三年（六五八），西突厥全境悉隶我国，以前监统之权，亦自然随战胜而归我国继承。唐朝如依此执行，最低限度亦可监督各国之财政。然中国对外，向主怀柔，不主侵略，今只在名义上设立州府，免去苛赋，诸国应无不乐于顺从，其立碑颂德，可信言出由衷，惜此古迹与拂林碑，均湮没不得见也。（显庆年中，波斯人阿罗喊（Abraham）曾充拂菻国诸蕃招慰大使，于拂菻西界立碑，见景云元年《阿罗喊墓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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