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后之世，得以支持不至于大乱者，厥有两因：（1）继承平之后，民生尚未大困。（2）一般人受佛教之迷醉。
第十三节 武则天之为人
近人对则天有恕辞，然即使撇去私德不论，总观其在位廿一年（六八四—七〇四）实无丝毫政绩可纪。突厥横行于北地，吐蕃跳梁于西陲，对外族侵凌，全乏对策。而又居心疑忌，秉性残酷，来俊臣、周兴、丘神勣、索元礼、侯思止、万国俊、吉顼之流，乘时出现。俊臣“招集无赖数百人，令其告事，共为罗织，千里响应，欲诬陷一人，即数处别告”，（《旧书》一八六上）陷人于罪，全凭锻炼。长寿二年，遣刘光业等分往剑南、黔中、安南六道鞫流人，众以万国俊先在岭南残杀，得加荣贵，于是各肆凶忍，唯恐或后，（同上）无辜民众，被株连者不下万千，非止残杀李氏宗支已也。
《廿二史劄记》一九首以“务取实才真贤”为其开脱，似无非侧重姚崇等三数人，然此只属偶然性而已。彼所用宰相，绝无表现者占四分之一（参下一八节），无一长可取者数亦不少（如武三思、宗楚客、姚、杨再思辈）。薛怀义市井无赖，而三付以讨突厥之任（永昌元年五月及九月，又延载元年三月），武攸宜、武懿宗皆裙带儿，而各使出讨契丹（万岁通天元及二年），张易之、昌宗兄弟更面首之流，而特为置控鹤府，设官属（圣历二），此犹可曰务取实才真贤耶？赋民间农器立颂德天枢，构天堂则日役万人，采木江岭，所费万亿，怀义用财如粪土，一无所问，铸九鼎共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余斤，凡此兴建，不知于民生国计，有无丝毫裨益？赵翼猥摭拾三数消极性之动作，为之延誉，其亦不思之甚矣。
后之猜忌，亲子孙不免，首潜毙其女以诬王皇后，（《新书》七六）所生四男，弘死于酖，（《新书》八一）贤逼自杀（或云贤非后出，见《旧书》八六，贤之长子，后亦被诛），显（即中宗）旋立旋废，其长子重润赐死，旦（即睿宗）虽立而无权。然后究属中、睿、玄三宗所自出，故唐人常不视同伪朝，先天二年睿宗诰称“运光五圣”，李白《上云乐》诗称“中国有七圣”，皆包武后在内，持异议者只孙樵《西斋录》。（《可之集》五）敦煌本《大云经疏》称，后幼时已被缁服，想必缁徒辈一面为其出宫为尼作掩饰，一面又以张吾军而引人入彀也，未可奉作实录。
载初（亦即天授）元年（六九〇），自称仿姬周之制，以永昌元年（六八九）十一月为正月，十二月为腊月，旧正月为一月，十月为岁终，故永昌元年连闰计，亦仅得十一个月。是年九月，遂革唐命，改国号曰周。此种新历法，行至久视元年（七〇〇）末，始令复旧，故久视元年连闰计，乃有十五个月。
同时，后又制新字约二十，天为，地为埊，日为，月为，星为〇，君为，年为，正为，臣为，照为曌（后自名曰曌），戴为，载为，国为，初为，圣为，授为，证为，生为，幼为，其中若干颇类道家符咒之字，而且构造怪僻，故传写或不尽同。（参《互证》九）此一套新字，当日风行于僻壤遐陬，现在所见，西北如敦煌莫高窟碑及巴里坤万岁通天造像，西南如云南昆阳及广西龙州关外之石刻，无不遵用，求其故，则当日淫刑罗织有以致之，若曰“声灵远讫”，（叶昌炽《语石》一）未之敢同。
神龙元年（七〇五）正月，则天卧疾，张柬之等拥中宗复位。论者以狄仁杰曾荐柬之，遂称狄有复唐功。然柬之登朝，年逾七十，此误偶然性为必然性也。况郇王素节之谪，柬之实陷之，（《旧书》八六）彼亦因缘时会而已。
第十四节 隋及初唐佛教之盛况 佛道之争
佛教在华之势力，六朝时渐臻稳固，至初唐而发展达于峰顶。
隋文性佞佛，即位之初，普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京、并、相、洛等大都会，官为写经置寺内，举国从风而靡，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隋书》三五）开皇二十年，诏沙门、道士坏佛像、天尊，百姓坏岳渎神像，皆以恶逆论。（同上二五）仁寿元年六月，又诏遣沙门三十人，各带散官一人及熏陆香一百廿斤，分途送舍利（šarira，relic）于三十州寺内起塔（stupa）。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次二百四十，次一百二十，为朕、皇后、太子广以迄一切民庶，各七日行道，限十月十五日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自非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等事（《广弘明集》一九。现知之州，有雍、岐、泾、秦、华、同、蒲、并、定、相、郑、嵩、亳、汝、泰、青、牟、随、襄、杨、蒋、吴、苏、衡、桂、番、交、益、廓、瓜、虢等）。二年正月，复以所余舍利，分布于五十一州，依上年同样起塔（现知者有四十三州，可参《法苑珠林》）。炀帝居藩时，曾于扬州金城设千僧会受戒。（《广弘明集》三二）大业三年正月，诏州别请僧七日行道，仍总度一千人出家。（同上三五）
日人山畸宏以为隋文施行佛教治国之愚民政策，如此分析史实，似乎过于片面；文帝尚节俭，严刑法，从其本性来看，与推行佛教本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则必有更大之势力足以统一之。秦始、汉武、梁武、唐太，下而宪、武二宗，比较是英明强干之君主，更如成吉思汗，威力尤不可一世，然总多多少少为宗教所迷困（或如唐武宗摧诸教而独崇道教，尤难以愚民立解），隋文当亦不能例外。盖贵为天子，不能必得者惟寿，宗教家言恰投其所缺，故反被人所愚弄而不自觉。那连提耶舍（Narendrayasas，此云等称）者北印乌苌国人，北齐天保五年（五五六）自漠北来邺，及周武灭佛，易服潜匿。开皇元年（五八一），诏请入京，从事翻译。（《续高僧传》二）三年，出《德护长者经》一部，称佛曾预言：将来佛法末世时，月光童子（Candraprahha Kumara）将托生于大隋为国王，能令国内一切众生，信奉佛法，“亦大书写大乘方广经典无量百千亿数，处处安置诸佛法藏，名曰法塔，造作无量百千佛像，及造无量百千佛塔。”（《史地丛考续编》二三〇—二三一页）此种预言，非梵本所有，烈维已经指出。那连提居中国廿余年，深于东方世故，窥隋文之隐，乘机而入，伪造故事一段，羼于经内，求巩固帝王与佛教间之联系，藉以大行其道。试观当年佛经多于六经，建舍利塔八十余所，总管刺史以下，皆停常务七日，专检校佛事，与前引经文末数句，几完全合辙，是知隋文受此经之蛊惑潜化者至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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