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广铭在其《试谈唐末的农民起义》[80]一文，追论骑之召募，又以为开元时失业农民已非常众多，将要纠合起来，打击李唐统治，“李唐政府当局在这一可能还只是一种可能而尚未成为事实的时候，先已体察出这危机，便把军事制度作了一番改变，诱使逋逃之人，争来应募。”吾人试回头一看，宿卫不给，除召募外有何救急之法？又再往后一看，安、史之乱，曾引不起农民大起义，是知如此分析之尚难成立也。
第二十二节 边 兵
未进入讨论之前，首须明了初唐时期国际间之大势与夫国防情形之急剧转变。自太宗平定突厥，三方大致无虞，而且边境得突厥诸族之拱卫，非徒无需乎边兵，有时藉其协助，还可向外伸展。高宗中叶以后则不然，始而西及西南受吐蕃之严重威胁，继而突厥脱离，北边复树一劲敌，最后则东北两蕃，亦时思蠢动。为布置国防，大增边兵，自是环境所驱使，绝非主在宿卫的府兵可以兼揽此重任。
吕振羽对此一问题的观点是：“为着加强对被统治者的武装镇压，又助长藩镇制度的发展。[81]”按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是对立的矛盾，唐代藩镇之祸，完全导源于安史，其原因下文再有论及；现在所欲说者矛盾并非无法统一，如果把藩镇单纯地看成是无可避免之流弊，辩证法的作用岂不是因此而削弱？何况依下文表列，武后、玄宗两朝的增兵，都设在外敌可能入侵之要道，并非设在内地，只说为对人民镇压，也不符合事实。
抑府兵之数，是否足以内巩京畿，外备征御，尤为亟须展开讨论之问题。假依《家传》约六十八万人，只是可能征用之总数，然府兵为番上制，试酌中取八番算之，则同时上直者不过八万人，能否肩负此两项重任，大有疑问。职是之故，不得不取资于别项兵源。朱礼云：“一再传后，府兵内铲，边兵外作，伐叛讨逆，多倚镇兵，此与汉之调发郡国何以异”，（同前引）似憾其不能利用府兵者。但假使不依番例，多发府兵，则必须变制。况一经战阵，逃亡、伤虏复多，禁卫之旅，将益缺额，又何以善其后？而且太宗伐高丽用突厥及兰、河二州降胡，（《元龟》一一七）拒薛延陀用突厥兵马，（同上九九一）是亦镇兵之流，太宗已自开其例，非一再传，始破旧制。再从边兵方面观之，天宝初，河西节度领兵七万三千，陇右七万五千，原以备吐蕃，未几，安史难作，兵皆东调，吐蕃由是乘虚内侵，陇右十数州相继陷没。以我国幅员之广大，当日寇敌之环绕，缘边必须置兵，断为不易之论。汉踵秦制，郡国置材官，（《汉书·刑法志》）属于秩比二千石之都尉，（同上《百官表》）本文、武分途。建武以后，乃渐并尉（或都尉）职于太守。（《后汉书》三八《百官志》）唐初，州郡兵马原令刺史掌之，自至德后节度使权重，各置镇将领其事，收刺史之权，遂尔自作威福（见元和十四年乌重胤奏）。其弊不在乎有边兵，而在节度使之权过重。安史弄兵之得以蔓延，不在乎府兵之废，而在乎无良好兵制以善其后。
朱礼云：“人以为府卫之法坏而后有方镇之兵，不知府卫之法成而方镇之形已具，府卫坏于内而方镇遂成乎外，内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于倚镇兵，其来非一日之积矣。盖太宗既分天下为十道，又于军、镇、城、戍之兵，为十二道而置使处之，总之以都督者，此其为方镇之兆，特待时而张尔。”（《汉唐事笺》后集三）推方镇之祸于太宗，对唐制殊未了了。
太宗分十道，只地理上之区划，初与兵制无关，更未尝有十二道之设置（见下文）。景云二年（《通典》一七二及《旧书》七同，惟《旧书》三八讹三年），拟分置二十四都督府以统诸州，时议犹以权重不便而罢，太宗何曾有此倒行逆施？
开元廿一年，分国内为十五道，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西汉之刺史，此为监察上之分区。天宝元年，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曰安西，曰北庭，曰河西，以备西边。曰朔方，曰河东，曰范阳，以备北边。曰平卢（原治柳城），以备东边。曰陇右，曰剑南，以备西（南）边。曰岭南五府经略，以备南边。（《唐语林》八）次焉者有经略使一，曰长乐，福州刺史领之。守捉使二，曰东莱，莱州刺史领之，曰东牟，登州刺史领之。（《通典》一七二及《旧书》三八）此为兵防上指挥之分划，只施行于沿边地域，腹内如河南、江南、山南等都未设节度使，且与当日地理区划之十道，采访区划之十五道，其用各异，读史者最应分别清楚，无使混淆（并参看前十九节一七六页注①）。至于边州军镇，除设置年份未详者外，如：
玉门军属河西，武德中置。（高祖）
合川郡守捉属陇右，贞观中置。
江源郡（即当州）属剑南，贞观廿一年置。（以上太宗）
河源、莫门、积石三军均属陇右，仪凤二年置。
云中郡守捉及大同军均属朔方，调露中置。（以上高宗）
建康军属河西，嗣圣初置。
清夷军属范阳，垂拱中置。
丰安军属朔方，万岁通天初置。
威武军属范阳，万岁通天二年置。
天兵军属河东，圣历二年置。
新泉军属河西，大足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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