岢岚军属河东，长安中置。（以上武后）
定远城、中城、东城及西城均属朔方，景龙中置。（中宗）
平卢军属平卢，开元初置。
绥和、平夷二守捉均属陇右，开元二年置。
洪源郡（即黎州）属剑南，开元三年置。
白水军属陇右，开元五年置。
安人军属陇右，开元七年置。
瀚海军属北庭，横野军属河东，恒阳、北平二军属范阳，振威军属陇右，宁远军属剑南，均开元中置。
临洮军属陇右，昆明军属剑南，均开元中移置。
威戎、宁塞、镇西三军属陇右，均开元廿六年置。
天宝军及平戎城属剑南，均开元廿八年置。
宁寇军属河西，天宝二年置。
振武军属朔方，天宝中置。（以上玄宗）
知者四十，其置在贞观前者只三处，何因而归咎太宗？再就地域分析之，则西南边十九处（陇右十三，剑南六），北边十五处（朔方八，范阳四，河东三），西边五处（河西四，北庭一），东边一处（平卢），西南边最多，置于开元年间者占十四，以其时吐蕃最可虞也。
朱礼之误，误于《新书·兵志》；《兵志》既将部分设置兵防之十节度使，混同于原日全国地域分划之十道，复大错特错，于十节度之外，无端创出“江南道”、“河南道”二名，连十节度为“十二道”，于是有“福州经略军一曰江南道，平海军一、东牟、东莱守捉二、蓬莱镇一曰河南道”之误文。钱大昕《考异》四五曾引《新书》三八，登州“有平海军，亦曰东牟守捉”，以辨《兵志》之误一为二；又引莱州刺史领东莱守捉，登州刺史领东牟守捉，辨天宝以前初无河南节度之名。余按不特河南无节度，江南亦无节度，长乐只福州刺史兼领之使。《新书·地理志》莱州云：“又有蓬莱镇兵，亦曰挽强兵”，蓬莱镇疑亦莱州刺史兼领。《新·兵志》种种错误，朱礼非徒不省，更以归咎太宗，可谓不白之冤。
朱氏一面致慨河北、陇右折冲府之少，一面又痛斥河北（范阳、平卢）陇右（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分镇之大，且申言：“其曰军、曰守捉、曰城、曰镇，隶焉者大者二十余，小者亦不下十余，以天下之极边，为天下之重镇，而抚之以都督，其品秩与十六卫将军同，乃在六尚书之上，而与左右仆射为一流，所为五大不在边者，果若是乎？”按府兵之主要任务为禁卫，道远则难致，朱氏亦既知之（见前廿一节），是不应慨边地置府之少也。都督有大（从二）、中（正三）、下（从三）之异，仆射从二，六尚书及卫大将军皆正三，大都督只有扬、幽、潞、陕、灵（幽州即范阳，灵州即朔方），如就中都督言之，则阶低于仆射，又非在六尚书之上。若高宗以后，吐蕃跳梁于西南，两蕃觊觎于东北，突厥猖獗于朔漠，边置重兵，由大将就近指挥应付，实迫切之图。惟通十节度镇兵凡四十九万，而范阳、平卢约占十三万（加入河东则为十八万余），则分配数目未免太大，玄宗之误，在于不善运用此种制度，而不在于边置重兵，吾人安得因噎而废食也。
或又批评唐代“其先也欲以方镇御四夷，而其后也则以方镇御方镇”，（《唐语林》八）朱礼亦云：“于是外镇盛强，其反者以镇兵，而讨平之者亦以镇兵”，其观念无非深信陆贽“居重驭轻”之原则。然中唐时除去长久分裂之河北及短期割据之数镇外，其余镇兵饷项，依然仰给中央，唐朝仍可以指挥调度，所失只在无久远处置之方；试观裴度平淮蔡，李德裕平泽潞，可作明确之反证。假如认定兵必驻内而后能消弭叛乱，则历史上变生肘腋者例固不少。神策军之地位固同于府兵（见上节），唐代迄未见其如何得力，且成为政治上之蠹虫，是知握指挥之权，尽操练之素，则无论外兵、内兵，同一收效，如其不然，内兵之为害，与外兵等。例如元和七年李绛奏，唐之京西、京北，皆有神策镇兵，原以备御吐蕃，使与节度使掎角相应。今则每有寇至，节度使邀与俱进，辄云申取中尉处分，比其得报，虏去已远。纵有果锐之将，闻命奔赴，节度使无刑戮以制之，相视如平交，左右前却，莫肯用命。请据所在之地，士马及衣粮器械，皆割隶当道节度使，俾号令齐一，如臂使指，斯吐蕃不敢入寇云云；府兵纵使保存，未必即能却安、史之凶锋也。
大抵朱礼论兵制诸端，都不切要，唯云：“凡天下之物，极于成者必坏，而萌于始者必极于成而后已，犹言人之生也，稚而壮，壮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颇与今世发展、矛盾之说合，则其一节之可取者。
天宝元年十节度兵马数目，《通典》一七二、《元和志》、《旧书》三八、《通鉴》二一五及胡注所记多异同，复互有错漏，严衍《通鉴补》只据《旧书》细数来校改，则陷于片面的观点。十余年前余撰《通鉴唐纪比事正误》，曾参合各书，作为校正，兹以所得结果列表如后，若其校改理由，则有本文在，不复著于篇。
合计北边兵二一〇、七〇〇，马三四、八〇〇，西边兵一一七、〇〇〇，马二七、一〇〇，西南兵一〇五、九〇〇，马一二、六〇〇，东边兵三七、五〇〇，马五、五〇〇，南边兵一五、四〇〇，总计共边兵四十九万，马八万。登、莱二守捉盖备东北诸国登陆之口岸，福州则为日本来航南路之所至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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