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十六卫（左右卫及骁骑、武、威、领军、金吾、监门、千牛等七卫，后七卫亦分左右，故共成十六），本以府兵为基本队伍，府兵制渐坏，自须别谋补充；如高宗龙朔二年置左右羽林军，玄宗开元二十七年扩置左右龙武军（用唐隆功臣子弟充之），肃宗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因羽林军减耗寇难未息之故。《新唐书·兵志》称，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才千人），仍不失为因时制宜之策，可议者，后来都付诸阉竖之手耳。羽林等军统称北衙六军，与原有十六卫对峙，故称十六卫为南衙；因此又常称宦官所领之兵为北衙。柳伉尝劾元振，兼及朝恩，请悉出内使隶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及朝恩既诛（大历五），内官不复典兵，其权本可以日削。讵泾卒溃变（建中四），德宗恨禁军本不集，仅得窦文场、霍仙鸣诸宦者从行，遂将左右神策，悉委诸窦、霍，特立护军中尉两员，则不悟其过在自己误用白志贞，初非外边武臣之全不可恃，猜疑成性，飞蛾投火，宜乎阉祸之卒不可纾矣。
尤无识者，唐廷之纵容宦寺，不徒付以兵，抑又听其贿。代宗时，内官使四方者求赂弗禁，某次，遣使赐妃族，所得颇少，代宗滋不悦。又建中二年，振武监军刘惠光贪婪，军士共杀之。夫内使恣苞苴，为守令者苟不能敝屣一官，持正守法，势必悉索以应；内官既可贪，外官宁复廉洁自葆，由是上行下效，重重剥削，民被压迫而生变，此必然之势也。
中唐以后，志清阉宦者有三人：其一曰王叔文。顺宗即位，叔文谋夺神策军权，用宿将范希朝为京西北禁军都将，其事殆与顺宗有默契[221]。顺宗在位，仅及七月，然甫继大祚，即禁宫市之扰民、五坊小儿之横暴，及盐铁使之月进，又出教坊女伎六百还其家，追左降官陆贽、郑馀庆、韩皋、阳城还京师，起姜公辅为刺史，德宗秕政，廓然一清，“人情大悦”（此语见《顺宗实录》），只此小小施行，已为李唐一朝史所不多见，躁进小人，岂愿办此？岂能办此？若叔文引用者如柳宗元、刘禹锡、陆质、吕温、李景俭辈，皆知名于时，非佥壬可比，而论者乃诋以居心不正（宋洪迈），冤枉极矣!《旧唐书》一八四，称赞俱文珍忠荩，尤为无识；此因唐末留下之记事，多属小人秉笔，史家不精别择，便昧是非。余尝著论云：“宪宗中宦者计，惑于不愿立太子之谮，切齿叔文（《十七史商榷》七四《程异复用》条，谓‘宪宗仇视其父所任用之人，居心殆不可问。’犹未澈见其私欲。刘禹锡《子刘子自传》谓，上素被疾，诏下内禅，宫掖事秘，功归贵臣[222]，于是叔文贬死云云，即欲为叔文此案辩护；不过禹锡晚年深自引晦，故有匣剑帷灯之隐耳）。文人需次稍久，郁郁不得志如韩愈辈（清《陈祖范文集》一《记昌黎集后》云：‘退之于叔文、执谊，有宿憾，于同官刘、柳有疑猜’，正诛心之论，亦持平之论，吾人不能因彼负文名而从恕也），更诋以新进（按柳、刘同于贞元九年举进士，历十二年而授从六上之员外，尚非甚躁进者），从而群吠之，酿成君臣猜忌，旧新轧轹，阉寺乃隐身幕后，含笑而作渔人。然叔文暨八司马辈非真丑类比周、党邪害正（语本前引《商榷》条），大有公论在也。”（见《翰林学士壁记注补·自序》。八司马即韦执谊、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韩晔、凌準、程异。又《顺宗实录》虽有改写，然观愈作《柳子厚墓志铭》，责宗元“不自贵重”，及不能“自持其身”，可推知《实录》固不以叔文为然者[223]）。
以论叔文个人，则尤有可纪者：“刘辟以剑南节度副使将韦皋之意于叔文，求都领剑南三川，谓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诚于公，若与其三川，当以死相助；若不用，某亦当有以相酬。叔文怒，亦将斩之，而执谊固执不可。”（《顺宗实录》四）此叔文遇大事而能不自私且有裁酌于其间者也。得韦皋之助，或足以抗宦官，然去宦官而长藩镇，则犹饮鸩止渴、拒虎进狼[224]耳。抑使无韦执谊之固执而终斩刘辟，又何至辟据蜀邀节钺劳朝廷征伐之师耶。
次为文宗。宪、敬两宗之弑，唐廷无一人敢抗言其事。大和二年，刘应直言极谏试，策凡五千余言，其切论黄门太横，则言：“以亵近五六人总天下大政，……群臣莫敢指其状，天子不得制其心，……其恶如四凶，其诈如赵高，其奸如恭、显，陛下又何惮而不去之耶？”其论贪官污吏，则言：“人之于上也，畏之如豺狼，恶之如仇敌，今海内困穷，处处流散，……官乱人贫，盗贼并起，土崩之势，忧在旦夕。”又主张“斥游惰之人以笃其耕植，省不急之费以赡其黎元。”考官惮宦官，不敢取，物论皆为叫屈（《旧书》一九〇下）。大和末文宗谋去宦官，未始不为刘之言所感动。换言之，此一举措，文宗实主其事，郑注等不过居辅成地位（昭宗天复《昭雪王涯等十七家诏》，有云：“并见陷逆名，本承密旨”，可证），阉寺处此，上无所施其主君摇惑，下无可搧其两派交争，洎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流徙远州，陈弘志杖杀，王守澄赐鸩，王守涓被诛（弘志即弑宪宗之人，皆大和九年事），事机日逼，兔死狐悲，遂不得不铤而走险，是酿甘露之变。《十七史商榷》九一《训注皆奇士》条，辨《新唐书》本传诡谲贪沓之说，语最公允。当日阉人势盛，士夫固多为作鹰犬者，《新唐书》仅据旧籍转录，正王氏所谓史官曲笔，不可尽恃也。《通鉴》二四五云：“训、注本因守澄进，卒谋而杀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训、注之阴狡”；又二六三评训、注二人云：“况李训、郑注反覆小人，欲以一朝谲诈之谋，翦累世胶固之党”；按处变用权，圣贤所许，因守澄而进，固未能定训、注终身。旧说谓训、注反覆，无非为其谋杀守澄，充彼辈之说，则邪正不分，示人以从恶须终，而绝人自新之路，其为悖理，无待蓍龟。文宗既与郑、李有密谋，（见《通鉴》二四五）则请问头巾书生，应背守澄以诛奸恶乎？抑应念私恩而忘国事乎？大义尚可灭亲，以谋守澄而目郑注曰反覆，直不啻为宦官泄愤。行谲诈之谋，犹不克翦，而谓凭三数人之公言（充其量不过一刘，于国事无大补救），可以翦恶乎？狄仁杰荐张柬之，论者极称其保唐有功；夫五王（柬之与袁恕己、敬晖、桓彦范、崔玄），武后所用，而幽武后者五王，未闻责五王之背武后也。司马光之论郑、李，与《新唐书》之论叔文，同一鼻孔出气，质言之，迂儒不可与言大事而已。然阉宦之怒郑、李、王（涯）、顾（师邕）诸君子，犹未息也，即《翰林学士壁记》之小小留题，亦芟除务尽[225]，藉口曰“文字昧没”，美称曰“粉绘耀明”（皆丁居晦《翰林学士壁记》中语），读史者稍一失察，便为居晦之曲笔所蒙，阉寺之用心，不既阴且狠乎!阉寺之手段，不既毒且辣乎!文宗得不至灭烛之弑（敬宗），少阳之幽（昭宗）者，徒以外乏奥援（如泽潞刘从谏表请王涯等罪名），有所顾忌耳。幸奸邪虽炽，正谊终存，寺人之阴狠、毒辣，可以掩当日之目，不能盲后世之心，可以箝百官之口，不能断史家之腕，吾人生千百年下，犹得发其覆，揭其私，使郑、李、王、顾诸君子之名，不至终于“昧没”。（“阉寺处此”以下一大段，原见前引《壁记注·序》，惟字句先后，略有更动）李潜用记甘露之变，谓之《乙卯记》，李商隐诗只题《乙卯年有感》，都不敢显斥其非（《渔隐丛话》前二二引蔡宽夫《诗话》。大和九是乙卯年），可见当日宦官横行，人敢怒而不敢言之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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