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认太和元年已开始均田之误。（《田制史》一六五页及《史略》五〇页）按《魏书》七上载是年三月诏云：“去年牛疫，死伤大半，耕垦之利，当有亏损。今东作既兴，人须肄业，其敕在所督课田农，有牛者加勤于常岁，无牛者倍庸于余年，一夫制治田四十亩，中男二十亩，无令人有余力，地有遗利。”此是规定每夫男耕田之亩数，引文或漏“治”字，遂误会为均田之始基。《唐代经济史》以“鼓励耕垦”立说，（五页）尚得其的。
《南北朝经济史》于考定魏制时，引证尤多悖谬，指鹿为马，误人不浅，更不能不辨。
一、以高允所言证豪右占夺之谬。（二五—二六页）《魏书》四八：“是时（太武帝）多禁封良田，又京师游食者众，允因言曰：……若勤之则亩益三升，不勤则亩损三升，方百里损益之率，为粟二百二十二万斛[234]，况以天下之广乎。……世祖善之，遂除田禁，悉以授民。”允只言农不力作，损失已极大，以见不宜封禁良田而付诸荒废，与富强侵占绝不相关。
二、引《关东风俗传》以证北魏时豪富侵夺（二七—二八页）之不切合时间性。豪强兼并，无代蔑有，北齐初丁丧乱，在河清三年以前，田制未遑颁定，更启侵夺之机；《关东风俗传》所记，《通典》二在引文之末固有“齐氏全无斟酌”之语，《唐代经济史》亦言，“只是齐的政治紊乱特别的鼓励大田产之造成”，（九—一〇页）不应混看为北魏的情况。
抑由《高允传》观之，太武时已多禁封良田，良田固多属于豪族，况均田为非常之举，而谓仅用以处分官有土地，名实殊不相称。《魏书·食货志》又言，太和十二年，“别立农官，取州郡户十分之一以为屯民，相水陆之宜，断顷亩之数”，曰水陆之宜，则不尽官地可知，且事在均田行后不久，尚安得如许官地以安置巨额屯民也？尤须知者，富豪占田虽多，然奴婢亦多，依令分受，则取于彼辈之余地，数必有限，贫富不均，早决定于法令起草之时，不待施行之后。
此外，《魏·志》文字尚有奥晦难明之处，兹摘出分释于后：
（甲）“奴婢依良”近人往往以“丁”字属上读作“奴婢依良丁”，非也。《隋·食货志》固有“丁牛”之文，《通鉴》一六九胡注：“丁牛者胜耕之牛，牧牛者得受其田”，《南北朝经济史》以为其说可通，（三〇页）亦非是。于文，“丁”字应一逗，成丁之人方可役牛，故规定属于成丁者之牛乃能受田，如未成丁，虽有牛亦不受也。苟以胜耕为标准，势必多生争执，窒碍难通。
（乙）“三易之田再倍之”此“倍”字应依原受“四十亩”等而计算，即男夫可受一百二十亩，《田制史》以为“授百六十亩”，（一六九页）殊未可信。
（丙）“以供耕作及还受之盈缩”此句意义难明，检《通典》一及《通志略》一六均作“耕休”“作”字误，“休”字是，系针对三易而言。
（丁）“但通入倍田分”以下五句授田率为原数之一倍，所倍之数，名曰“倍田”。但某人已有若干亩之桑田，即归入倍田计算，假如把桑田计入后已溢过他应得之数，身没之后，仍然得保存此项原来之桑田，所还者只露田，政府不能将桑田看作为露田而收回之。如果把桑田计入后，倍田之数仍不敷，政府应用露田补足其不敷之数（《田制史》一六九页所解同）。
（戊）“诸应还之田”以下四句诸应还之田者，指法律上身没后应还之田，但在未还之时期内，如违法种植桑榆枣果，则随时可将其田收回，作为分给之用。
（己）“身终不还”以下八句桑田系世业，身终不还，职是之故，每家所有桑田，多寡不一，但国家分给桑田，则只依现在人口计算。假如甲家已有桑田四十亩，现在应受桑田者仅得一人，则为盈二十亩，类此者不须重新给以桑田，而盈出之廿亩亦不收回，所谓“有盈者无受无还”也。又假如乙家只得桑田廿亩，现在应受桑田者计三人，则为不足四十亩，政府应补足之。惟是盈廿亩者可将此盈数卖去，但不能卖出应有之廿亩，不足四十亩者（如政府补给不足时）可买足此数，但不能溢出四十亩之外。凡此皆就桑田言之，全与露田无关（最近《新史学通讯》六月号刘尧庭所释略同）。
《魏·志》尚有一不明之点，即奴婢之桑田还否。据余揣之，似当依露田例“随有无以还受”也。
后人或称元稹均田，亦不可不附带辨明。考周显德五年，世宗欲均田租，以元稹均田表制素成图，遍赐诸道；（《通鉴》二九四）今考元稹在同州刺史任上奏均田状称：当州两税地“并是贞元四年检责，至今已是三十六年，……近河诸县每年河路吞侵，沙苑侧近，日有沙砾填掩，百姓税额已定，皆是虚额征率。其间亦有豪富兼并，广占阡陌，十分田地，才税二三。……臣遂设法令百姓自[235]通手实状[236]，……便据所通，悉与除去逃户荒地及河侵沙掩等地，其余见定顷亩，然取两税元额地数，通计七县，沃瘠一例，作分抽税。”（《长庆集》三八）核其实乃是均租，不是均田，陈伯瀛《中国田制丛考》说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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