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参《史语所集刊》一二本三七七—三七八页拙著《元初西北五城之地理的考古》。
70.见拙著《穆天子传地理概测》，《中大学报》。
71.《辅仁学志》六卷一、二期拙著《跋突厥文阙特勤碑》。
72.详说见拙著《突厥集史》卷一四上（未刊）。此外白鸟氏《乌孙考》谓咽蔑即悦般（原文未见），对音不符，又王日蔚《丁零民族史》所附铁勒各种族表，几全部沿用丁谦之错误考证，（《史学集刊》二期九九—一〇一页）李符桐《铁勒部族考》（一九四五年《沈阳博物院汇刊》一期二四—二八页）错误与王文略同，此篇均不多辩。
73.《东方杂志》四一卷一七号四三页拙著《误传的中国古王城及其水力利用》。
74.田中译多桑《蒙古史》二一五页。
75.《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一册一二三—一二四页。
76.《圣心》二期拙著《课余读书记》一三页。
77.《摩尼圣歌复叶》（德文）三二页。
78.Czaplicka著《中亚之突厥族》（英文）一五五及一〇一页注。
79.《文物参考资料》二八期二一页。
80.同上二三—二四页。又荷人Duyvendak《中国印刷术发明述略》似有一条称：敦煌石室书录有《大隋永陀罗尼本经》，系太平兴国五年翻雕隋本，（一九二六年《学衡》五八期）因未检得原文，有无错误，尚待考验。
81.同上引《学衡》。
82.原语为Cˇaitya，犹云“塔庙”。
83.印子犹云印刷之物，可见古语“子”字不定训“小”。
84.《学衡》五四期《龟兹苏婆琵琶七调考原》，惟引《周礼》两条，未必是事实。
85.《后汉书》蒙奇兜勒之“兜勒”，解者或以拟后来之“吐火罗”（Tuxara），考龟兹属吐火罗语系，若所证不误，则此《兜勒曲》亦可能是龟兹之音乐。
86.《东方杂志》四一卷一八期三九—四〇页《南诏初期宗教考》。
87.论华夷音乐之别，《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谓此不过输入较先之胡乐，流传既久，使人浑忘其外来之性质（一二〇页）；同人《元白诗笺证》（一三六页）又云：“所谓华夷之分，实不过今古之别，但认输入较早之舶来品或以外国材料之改装品为真正之国产土货耳”，未注意到古乐源流，所见仍差一间。
88.《燕京学报》二八期一九七—二五〇页。
89.乐理非余所知，惟涉学说成立时代，王氏尚有立论未完之处，以非主要问题，故不赘及。
90.七调名称之梵文还原，据近世中外学者研究，娑（《辽史》五四误婆）陁力为Sdhrita。鸡识为Kais＇ika。沙识似为s·ad·ja。沙侯加滥为s·ad·jagrma，郭沫若谓“侯”殆“俟”字之误（林谦三《隋唐燕乐调研究》四六页），是也。沙腊为s·d·ava，中亚d可转1，林谦三已言之，余则以为V、P通转，故lap得译为“腊”也。般瞻为pan·ama，“五”数之义。俟利箑（音霎），余所见本《隋书》均讹作“”，惟林谦三所据本及《辽史》五四不讹，还原为vrs·abha。
91.林谦三谓vr·s·abha义是“牡牛”。按《隋书》作“斛牛声”，于义难通，《辽史》作“斛先”，“先”显是“牛”字之讹，惟明董斯张《广博物志》引作“斛斗声”，“斛斗”本隋唐通用名词，余初本主张此说，但“斛”亦未尝不可为别一字之错写，手头又无梵文字典可检，故尚难断定。
92.《旧唐书》二九：“《白雪》，周曲也，平调、清调、瑟调，皆周房中曲之遗声也，汉世谓之三调。”
93.《通典·乐典》言，龟兹琵琶、五弦、胡鼓、铜钹、胡舞等声音洪大，惊心震耳。按今时梆子演奏嘈闹，应龟兹乐之孑遗。吾粤八音班（即不扮演之唱剧）顺德人呼为“西秦”，锣钹喧阗，则亦龟兹流亚也。
94.此乐出自庾亮家，《隋书》一五言之凿凿，《颜氏家训》六亦言“文康象庾亮”，但《晋·乐志》并未述及，余甚疑之?考《李白集·三乐府》有《上云乐》一篇，原注“老胡文康辞，或云范云及周舍所作，今拟之。”周舍之本辞，开首即云，“西方老胡，厥名文康”；胡震亨曰：“梁武帝制《上云乐》，设西方老胡文康生自上古者，青眼、高鼻、白发，导弄孔雀、凤凰、白鹿，慕梁朝来游，伏拜祝千岁寿，周舍为之辞”。王琦云：“按《隋书·乐志》，梁三朝乐第四十四设，寺子导安息孔雀、凤凰、文鹿胡舞，登连上云乐歌舞伎，知《上云乐》者乃舞之名色，令乐人扮作老胡之状，率珍禽奇兽而为胡舞以祝天子万寿。”（《李太白文集辑注》三）祝寿是中外习俗所同，尤多于礼毕时行之。庾亮虽谥文康，但苟如《隋书》所言，出于追思，似应云“庾文康”，不应单言“文康”也。又《隋书》言文康乐之舞曲有散花，白诗亦云，“散花指天举素手”。文康部舞者手持鸟羽，见《急就章》四颜师古注（参《唐史》廿四节二三四页注①）。
95.金富轼《三国史记》作于高丽仁宗廿三年（宋高宗时），亦称为阳成，（据《东北通史》一七四页）或作“汤”者当误。“初中《中国历史》第二册七页所讲的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据说高句丽不是高丽，高丽是在明清时代，隋唐两代都是高句丽，以后是百济太封国，再以后是高丽。”（据《历史教学》一九五五年二号五七页《问题解答》）按“句”字之去，始于北齐，自是“高丽”之称，已行用三百余年，王建立国（晋天福元，九三六），实借用“高丽”之称，焉能谓在前之高句丽不是高丽?如说高句丽最初在辑安一带，则我国上古何尝不限在黄河流域?大约因黄炎培曾有“王氏高丽实与高句丽无涉”（《朝鲜》五八页）之语，然此只就其王朝系统区别之，不可因辞而废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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