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先生此说既出，学界半个世纪来多因循之，认为张淮深平定的是安西回鹘。邓文宽则提出不同观点，认为张淮深两次降服的均是甘州回鹘。他列举了两条主要证据，其一，《变文》所载张淮深第一次平定回鹘之后，唐天子曾遣使到敦煌封赐慰问，在沙州球场举行了隆重的庆功仪式。张淮深接读诏书，感激涕零：
尚书（张淮深）既睹丝纶诰，蹈舞怀惭感圣聪。微臣幸遇陶唐化，得复燕山献御容。
张淮深收复的“燕山”，其实就是燕支山，即今甘肃张掖市山丹县和武威市永昌县之间的焉支山，这里在唐末已成为甘州回鹘的辖地。
邓先生的第二条证据为《变文》记述回鹘第二次入侵归义军的一段文字：
……天使既发，分袂东西，尚书感皇帝之深恩，喜朝廷之天遇。应是生降回鹘，尽放皈（归）回。首领苍遑，咸称万岁。岂料蜂虿有毒，豺性难驯，天使才过酒泉，回鹘王子，领兵西来，犯我疆场。
邓先生认为第二次进军沙州的回鹘仍是此前被张淮深“生降”又放归的那支，而非别一支。《变文》称回鹘再次前来，张淮深得报后说：“回鹘新受诏命，今又背恩。”即证明此说之不误。这一次回鹘对沙州的侵扰是由“回鹘王子，领兵西来”的。按照邓先生的理解，若是安西回鹘前来，安西居于敦煌之“西”，那么《变文》作者站在沙州归义军立场上，就应说“领兵东来”。可是《变文》却明确记载是“领兵西来”，清楚无误，表明此一回鹘居于沙州之东。由此反推，亦可看出，张淮深第一次将其“生降”并放归时，回鹘的去向是由西而东。否则，甫放归回，便又前来，无论如何也不能说“领兵西来”。从而认定这些回鹘应居于沙州之东，是甘州回鹘。[34]
对于以上两种观点，笔者不敢苟同。先说安西回鹘说。孙先生所谓“此本第十二行尚存‘安西’二字”之说有可怀疑之处。揆诸原卷，第12行仅存8字：“业，累致逃亡，使安西”。“西”字以下残缺，故不能确定这里的“安西”是否为地名。变文明言侵入归义军政权境内的回鹘为“破残回鹘”，系“失乡沦落众”，而张淮深平定他们的地方在西桐海畔，孙先生由此而认定入侵者来自西方，是正确的，但把这支回鹘比定为安西回鹘则有些于理不通。如所周知，回鹘西迁发生于840年，史载：
有回鹘相职者，拥外甥庞特勤及男鹿并遏粉等兄弟五人、一十五部西奔葛逻禄，一支投吐蕃，一支投安西。[35]
这里的安西指的是唐代安西都护府的辖境。安西回鹘在庞特勤的率领下，有众二十万，势力强盛，不久即以焉耆为中心建立了地方政权。《新唐书》卷二一五《突厥传》载：
及其破灭（指漠北回鹘汗国溃败），有特庞勒居焉耆，称叶护，余部保金莎领，众至二十万。
文中的“特庞勒”显系“庞特勤”之误。当时特庞勒虽势力强大，但由于南迁的回鹘可汗乌介未亡，所以特庞勒（勤）仅自称“叶护”而不称可汗。会昌六年（846年），乌介可汗被杀，其弟遏捻被部众拥立为汗。遏捻可汗亲率余众依附于室韦。大中二年（848年），遏捻可汗仅率妻、子等九骑夜逃，不知所终，于是，“其别部庞勒（即庞特勤）先在安西，亦自称可汗”。[36]可汗所在，代表着回鹘的正统。所以说，“安西回鹘”是不能被称作“破残回鹘”的，更不能被称作“失乡沦落众”。
这里再说第二种观点，即甘州回鹘说。此说论据之一建立在对燕山即燕支山（焉支山）的比定上。这一比定本身是成立的，况且自唐末始，燕山一带已成为回鹘的辖地，隔断了唐与归义军政权间的联系，长期是归义军政权的大患，故张淮深在表忠心时言称要“得复燕山献御容”是情理所致，并不能由此而证明张淮深所击一定为甘州回鹘，况且变文中的燕山不一定为实指。此说的第二个论据是“回鹘王子，领兵西来”一语，笔者认为既称西来，必为由东向西。其实未必。古往今来，“西来”二字，既有由西而东之意，也有自东向西之意。前者如唐人希运《黄檗断际禅师宛陵录》云：“达摩西来，无风起浪；世尊拈花，一场败缺。”[37]再如元代中峰禅师《怀净土诗》云：“弥陀西住祖西来，念佛参禅共体裁；积劫疑团如打破，心华同是一般开。”[38]后者如岑参《碛中作》“走马西来欲到天”。[39]晋王李存勖于天祐九年（后唐乾化二年，912年）讨刘守光于幽州，赵行实上策言：“老贼在东，别将西来，尚可从容画策。”[40]显然也是由东向西意。看来，“西来”具体含义的确定，须揆文而别，不可一概而论。相较而言，以第一种用法似乎更为普遍。易言之，西桐回鹘东来之说尚缺乏证据。
要解决张淮深所破回鹘之来源问题，最重要的证据应从西桐海地理位置的确立入手。关于西桐海的所在，学界存在着不同的说法，大体有沙州西、沙州西北、沙州西南三说。据李正宇、李并成先生考证，不约而同地得出结论：其地应为今敦煌西南阿克塞哈萨克自治县的苏干湖。[41]今从之。《张淮深变文》有言：“参谋张大庆越班启曰：‘金□□□，兵不可妄动。季秋西行，兵家所忌。’”可见，当时张淮深用兵的方向也是沙州之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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