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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州回鹘史_朱悦梅/杨富学【完结】(80)

  [43] 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6页。

  [44] 赵和平辑校《敦煌表状笺启书仪辑校》,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99~30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80页。

  [45] 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5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465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393~39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361页。

  [46] 苏哲:《伯二九九二号文书三通五代状文的研究》,第438~439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第391~392页。

  [47] 《敦煌碑铭赞辑释》,第450~451页;《敦煌邈真赞校录并研究》,第285~286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7册,第103~104页。

  [48] 图版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合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敦煌文献》第2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409~410页。本录文采用杨宝玉、吴丽娱《P. 3016v〈厶乙致令公状〉考释》,《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第100~101页。该文认为“安千想”,应作“安千葙”。

  [49] 杨宝玉、吴丽娱认为,被害者是安千葙(想)而非梁幸德,“本次出使梁幸德是平安回到沙州的”。见其所著《P. 3016v〈厶乙致令公状〉考释》,第102页。

  [50]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页。

  [51] 陈祚龙:《敦煌学园零拾》(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54~355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第401~402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7册,第131页。

  [52]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4辑,第403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7册,第132页。

  [53] 荣新江:《归义军史研究——唐宋时代敦煌历史考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30页。

  [54] 陈祚龙:《敦煌学园零拾》(上),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78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第411页;《法藏敦煌西域文献》第22册,第3361页。

  [55] 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3辑,第618~62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等编:《英藏敦煌文献(汉文佛经以外部分)》第5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2页。

  [56] D. Eliasberg, Les signature en forme d’oiseau dans les manuscrits chinois de Touen-Houang, Contributions aus etudes sur Touen-houang (1), Geneva 1979, p. 32([法]艾丽白著,耿昇译《敦煌汉文写本的鸟型押》,《敦煌译丛》第1辑,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94页)。

  [57]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07页。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书真迹释录》第4辑收录此文书,但未录出“十将安祐成”五字(第505~506页)。

  [58]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敦煌资料》第1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312~313页。

  [59] 张广达、荣新江:《关于敦煌出土于阗文献的年代及其相关问题》,《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889年版,第293页。

  第八章 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

  甘州回鹘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地理位置非常重要。途经甘州回鹘的往来使臣、商旅、宗教人士等络绎不绝,既有中原派往西方者,更有来自欧洲、西亚、南亚的各色人士,他们不远万里,往来穿梭于丝绸之路上,或从事政治活动,或进行朝贡贸易,或致力于宗教、文化活动。以是之故,甘州回鹘在其存在的一百多年间,承担起沟通东西方联系的桥梁作用。与此同时,他们又凭借地利之便,积极发展与周边地区诸政权、诸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

  在甘州回鹘对外交往的链条中,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首当其冲。甘州回鹘与中原五代及北宋各王朝的关系都很密切,经常派遣使者朝贡,接受其册封和回赠,同时也通过“朝贡”的名义和方式,进行贸易活动。史载:“当五代之际,有居甘州、西州者尝见中国,而甘州回鹘数至,犹呼中国为舅,中国答以诏书,亦呼为甥。”[1]因此之故,这里先就回鹘与中原王朝的关系问题略作述论。

  必须说明的一点是,汉文史书对甘州回鹘历史的记载虽多,但极为零散,而且混乱、错讹之处甚多,故有必要对这些文献进行系统的梳理与研究,从而探寻甘州回鹘与中原王朝关系的历史进程及其意义。同时,还应看到,汉文史书对回鹘的记载,既有甘州回鹘,又有西州回鹘、龟兹回鹘、阿萨兰回鹘,还有沙州回鹘、秦州回鹘等多种名目。有时分开叙述,有时又概而言之,难究其实。为不致张冠李戴,本文仅选录其中可确定为甘州回鹘的文献,按时代的先后依次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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