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1月，施泰因巴赫和其他战友将被移交给俄国人的消息在拘留营里传得沸沸扬扬。11月10日，他们震惊地发现已无法购买到报纸。11月18日，营地加强了警卫力量，两天后，一名警卫告诉这些战俘，他们将在月底被移交给苏联当局。[13]
将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和德国人交给苏联政府的消息，令整个瑞典为之沮丧。许多报纸以头版头条的方式对这一决定提出尖锐的质疑，并指出瑞典的国家荣誉危在旦夕。瑞典的教会和军队向瑞典外交大臣派出代表，参与移交战俘事务的两个瑞典团的军官和军士致函瑞典国王，明确表示瑞典军人对此深感耻辱和愤怒。数百名瑞典军官递交辞职信以示厌恶，铁路工人也举行了罢工。但是，瑞典政府坚持原先的决定。尽管存在国家荣誉的争论，但这个决定中涉及许多现实政治因素。归根结底，瑞典是个小国，面对着来自强大邻国的要求。由于军方的抗议，他们只得派出警察替代士兵们的任务。
正如预料的那样，11月30日清晨5点，在200名身穿蓝色制服者的带领下，瑞典军队开进营地。士兵们包围了各座营区，把我们和我们的军官分隔开。进一步的联合行动已不复可能。每个营区都遭到三层包围，至少投入了一个连的兵力。内环包围圈由身穿蓝色警服的壮汉组成，我们根本无法冲破包围圈。
现场一片混乱。许多战友用石块砸断自己的腿，或是切断自己的脚趾和手指。他们已陷入到歇斯底里的状态。我在第6连的一个老战友将右脚的两根脚趾切断。有几个人割开自己的手腕，还有些人用刀子割着自己的身体。太可怕了。瑞典医护人员默默地将这些自残者送入等候着的医疗帐篷，有些人甚至被送到尤迪瓦拉(Udevalla)的医院。我们连里的一些战友就以这种方式与我们分开了。[14]
苏联船“库班”号抵达瑞典的特雷勒堡(Trelleborg)，德国战俘们开始登船。一些不愿成为俄国人俘虏的德国士兵选择了上吊自杀。而那些被送入医院的自残者将在第二年被移交给苏联当局。
“库班”号带着这些德国战俘驶向里堡。1946年，他们被送往各个不同的战俘营。埃里希·施泰因巴赫被送至里加：
在这里，我们被派去修建一座磷酸盐厂。他们明确告诉我们，等工厂建造完毕，我们就会被遣送回国。这又是一个谎言。我们很快又被送到顿涅茨盆地的一个新工地。在这里劳动了四年后，我获得释放。1949年圣诞节前不久，我回到家中，这是我这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圣诞节。[15]
在柯尼斯堡跟随第367步兵师残部投降的博多·克莱内，和数百名军官一同离开这座城市，沿着普雷格尔河河岸向东而行。由于疲惫、饥饿、干渴或伤势而无法跟上队伍的人，被押解战俘队列的苏军士兵直接开枪打死。这支行进中的战俘队伍多次遭遇到朝相反方向开进的苏军后方单位，大多数情况下，苏军士兵试图抢夺德国人的军靴、皮带和其他仅剩的物品。有时候，负责押解的苏军士兵会制止这种劫掠行径，尽管并非总是如此。
战争结束的那天，克莱内被关在因斯特堡城外的一座大型战俘营里，这座战俘营设在附近的一座马场。德国人聆听着苏军士兵的欢呼，不禁想知道现在是否会允许他们回家：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战争中毫发无损，虽然是战败者，但我们还是对这场该死的战争的结束感到高兴。当然，我们认为自己很快就能回家，因为战争已经彻底结束。今天，回想起当日的情形，我还是要说，投降使我产生了一种如释重负感，因为我终于毫发无损地在这场战争中生还下来。[16]
几天后，2 000名德国军官被召集起来，步行赶往火车站。他们在这里登上一列长长的牛棚车。许多战俘期盼火车会把他们送往西部，但事与愿违，经过数小时的等待，火车带着他们朝相反的方向驶去。这是一场漫长、缓慢的旅程，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饮水，这让战俘们遭罪不已，火车每次停下添煤加水，苏军士兵便将那些死去的战俘随随便便地拖下车厢。一周后，克莱内和他的同伴们获悉，他们已驶过莫斯科东面的高尔基。最后，他们在喀山下了火车，列队赶往附近的一座战俘营。他们在那里遇到另外一些德国军官，其中许多人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被俘的。
被囚禁在苏联的大多数德国战俘被迫参加劳动。潘特纽斯被送往明斯克附近的一座营地，在那里参加重建工作，一直到1949年。喀山营地里的克莱内发现这里的日常劳动相当艰苦，但尚能忍受，直到1945年底。一名战俘对其他同伴发表讲话，大肆赞扬斯大林，并呼吁他的同胞们加入德国军官联盟(简称BDO，是自由德国全国委员会的组成部分)。有些德国军官签名加入，但大多数人没有。于是，拒绝加入BDO的人被送往森林中的一个苦役营。[17] 在这个新营地里没有休息日，就连1945年圣诞临近时也是如此：
1945年12月初，我们营地得到一批灰白色的面粉。在此期间，营地的面包房已作好准备，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烘焙面包。我们终于吃到了白面包，当然，跟我们在家里吃到的那种白面包不太一样，有点发灰，可不管怎样，这些面包的味道很好，而且不像俄国黑面包那般潮湿。厨房人员不断藏下一些灰面粉，以便在圣诞节为我们做个蛋糕，这个节日已为期不远。12月24日终于到来了。和平日一样，我们不得不到森林中参加劳动。回到营里，我们在晚上7点吃上了我们的晚餐。每个人都得到一碗汤，汤里的内容要比平日好得多，还有一份“喀什卡”粥(这是用当地的一种草药熬制而成，这些草药是战俘们在返回营地的途中细心采摘的)，除了正常配发的200克面包，每个人还得到500克灰白色的蛋糕。真开心！我们终于在这个平安夜得到了一份令人满意的伙食，这不啻为天赐之福。然后，我们唱起圣诞颂歌，一名瘦弱、年轻的少尉有一副好嗓子，他独自唱起“轻轻飘落的雪花”和“瞧，好一朵绽放的玫瑰”。我们用火把代替蜡烛，熊熊燃烧的火把照亮了我们的宿舍，许多战友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礼物相互赠送。每个人都把圣诞蛋糕吃完后，我们躺回到各自的木板床上，独自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他们不知道我们被关在俄国腹地，正忍受着这种可怕、非人的条件。对那些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人来说，这已是他们在战俘营里度过的第三个圣诞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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