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在战争初期无关紧要，但随着战线越来越逼近德国边境，已经很清楚，事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希特勒比过去更加强烈地坚持实施刚性防御——如果说他不愿考虑在被占领的敌国领土上实施后撤，那么，放弃德国领土简直会让他破口大骂。其次，许多未被党的教条蒙蔽的人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西线不可能在突然间赢得胜利，因此，根本无法迅速有序地调集部队赶至东线。
不过，在靠近边境处的一小片领土上实施疏散的计划还是被制订出来。另外，许多从国内遭受轰炸的城市逃至东普鲁士的难民，现在又被送了回去，但科赫说得很清楚，谈论大规模疏散等同于散布失败主义情绪，会遭到相应的惩处。在帝国境内进行长途旅行，可能会被当作一个离开本省的机会，因而遭到禁止，除非事先获得批准。预先准备大规模疏散计划不在考虑范畴内。党认为，只有在苏军达成突破的情况下才会组织疏散。他们没有考虑该如何完成这种疏散，也没有考虑该如何组织疏散所需要的交通工具。来自西面的难民返回到他们满目苍夷的家乡，再加上普鲁士最东部所作的有限疏散，使省内总人口从1944年初的240万下降到年底的175万。[12] 对留在东普鲁士的居民们来说，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寄希望于德国国防军和人民冲锋队挡住伊万们。
* * *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日益偏执的斯大林动手消灭有可能攫夺最高权力的对手时，整个苏联陷入动荡中。谢尔盖·基洛夫是个深受群众欢迎，拥有一批追随者的人，1934年，他被一个身份不明者杀害，但有证据表明，苏联安全机构NKVD(内务人民委员会)卷入到这起谋杀案中。列夫·加米涅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曾帮助斯大林驱逐托洛茨基，现在却因密谋杀害基洛夫被判有罪，并于1937年被处决。推翻斯大林，这个虚构的政治阴谋，成了大规模逮捕和处决政治人物的借口，NKVD也遭到整肃。但在这场政治大清洗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苏联红军。
1937年，斯大林曾在他的内部圈子里公开谈及他的打算是消除一切威胁。1937年的五一劳动节庆祝游行结束后，斯大林告诉他们：“(是时候)消灭我们的敌人，因为他们就在参谋部里，在军队里，甚至在克里姆林宫里。”[13]斯大林的主要目标是米哈伊尔·尼古拉耶维奇·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图哈切夫斯基是他那个时代最具天赋的军事指挥员，对未来机械化战争的本质有着清醒的认识。三十年代初期，他提出使用装甲部队对敌防线实施纵深突破，这个理念受到俄国内战时期斯大林的两位老战友，克里门特·伏罗希洛夫和谢苗·布琼尼的激烈反对。1936年，图哈切夫斯基访问西欧，有人怀疑他(可能有些根据)趁机会见了被斯大林驱逐到国外的政敌，并商讨了搞掉苏联独裁者的事宜。
斯大林向他的同事们宣布自己准备动手清除他的敌人后不久，图哈切夫斯基和另外几名高级指挥员遭到逮捕，并被指控为与纳粹德国勾结，密谋颠覆苏联。没过三个星期，他们被判有罪，并遭到处决。这使苏军最高统帅部被斩首，从这一刻起，斯大林的屠刀向下层延伸，杀气腾腾地清洗了数以千计的军队指挥员。1934年，苏联军事委员会有80名成员，到1938年年底，他们当中只剩下5人仍在岗位上。11名副国防委员被全部清洗，所有军区司令员都被处决，而接替他们的人，许多也惨遭毒手。15位集团军司令员中的13名，85位军长中的57名，195位师长中的110名，406位旅长中的220名遭到逮捕、审讯和处决。下级指挥员被杀的数量同样多得惊人。
1941年，希特勒入侵苏联时，红军军官团刚刚从这场灾难中恢复过来。许多留在指挥岗位上的军官，更多的是因为政治忠诚，而非军事才能。他们错误地学习了西班牙内战的教训，致使苏军坦克被分散在军队里，而不是加以集中使用。1939年-1940年期间，红军在短暂的苏芬战争中拙劣的表现引发了极大的恐慌，但他们并未对此加以改变。军事训练很糟糕。弹药和装备的短缺造成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就像缺乏有经验的士兵带领训练工作那样。下级军官们努力训练着那些通常是无礼而又不太配合的新兵，却发现政委们制造了越来越大的阻力，在后者看来，质疑并阻挠那种在他们听来思想意识上不健康的训练是完全应该的。
不过，苏军士兵(还有苏联公众)却得到了充分的政治教育。1923年出生于基辅一个犹太家庭的伊萨克·科贝良斯基，与许多同龄人一样，不加质疑地接受了官方的历史和时事观：
作为所有大众媒体、出版和审查机构的控制者，我们的统治者意在以共产主义思想教育苏联人民。一个庞大的宣传机构被建立起来。它不断揭露“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恐怖和强烈的不公，揭露它对劳动人民的无情剥削，揭露它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关系。它还对我们的光明未来大加赞颂，那就是共产主义。政治教导从小学开始。例如，那个时代的识字课本教育学生们：“我们不是奴隶。奴隶是没有发言权的。”在课本的阅读部分，你能找到讲述列宁童年的一个故事。他最喜爱的歌曲中有这样一段话：“富农们夜里无法安睡。一贫如洗的人们歌舞快乐。”
现在，我以绝对的诚实公开指出：无孔不入的宣传达到了预期效果，特别是在涉世不深的年轻人和受教育不多的人当中。例如，我对我们的历史和社科课本中所写的一切毫不怀疑，针对青年人和成人的报纸上刊登的内容也都是真实的。我绝对相信“社会和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阶级友爱高于爱国主义”这些意识形态原则……大众媒体发布信息的绝对一致性，再加上媒体缺乏公众的争议和辩论(这一切源于公众对国家镇压的恐惧)，致使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丧失了批判性思考的能力。我的父母和我所认识的一些成年人，他们的观点也许跟官方的说法有冲突，但每个人都将自己的看法藏匿起来。我在场的时候，没人谈论政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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