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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_傅国涌【完结】(12)

  从1898年6月11日到9月21日,一共103天,百日维新虽昙花一现,但光绪帝下达的新政诏令就有100多件,几乎每天一件,雪片一般飞到全国各地,涉及经济、教育、工业、商业、农业、行政等各个方面,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就是要认真执行也来不及,何况多数地方还在观望中。(到9月22日,北京政变已发生,开缺回原籍江苏常熟的翁同龢在日记中说:“自明发皆归电报后,络绎纷纭,新政焕然,目不暇接。”第二天,他读到21日的电传阁抄,才知慈禧太后已再次垂帘。)

  当时全国18行省中,大概只有陈宝箴主持的湖南,变法沼令才真正得到了落实。其实,湖南新政的启动比百日维新还要早几年。这一变革求新的尝试局处一隅,意义却非同小可,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教育、舆论等方方面面,从矿业、工商业到金融业,都有新的创举。这样的大手笔,在晚清中国,没有一个时期,没有一处可以与湖南相比。近代史家张朋园的《湖南早期的现代化》对此评价极高。也许后世的人们知道陈三立其人大抵是因为他的旧诗,确实,他后半生以诗名世,而追溯往事,1898年被革职之前的陈三立却是一个新人物,一个文采风流、推动新政的翩翩佳公子,与成仁取义的谭嗣同齐名。正是他辅佐其父陈宝箴将湖南新政搞得生气勃勃,到戊戌年已有一定的基础。

  湖南新政是整个19世纪末维新运动的重头戏之一。从某些方面看,要比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更扎实、更有望推进文明转型。史家张朋园对湖南早期现代化的研究表明,当时所开辟的途径,毫无疑问就是通向现代化之路,而且达到了一定高度。可惜一切努力都在一夜之间生生被折断了。张元济1937年为陈三立写的挽诗中有两句:“湘中新政萌芽日,钩党累累出汉廷。”

  一代史家陈寅恪感怀身世,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涌上心头,晚年留下的《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其中《戊戌政变与先祖先君之关系》一篇,忆及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在湖南推动改革、功败垂成的一幕,心头禁不住有无限的感慨:

  盖先祖以为中国之大,非一时能悉改变,故欲先以湘省为全国之模楷,至若全国改革,则必以中央政府为领导。当时中央政权实属于那拉后,如那拉后不欲变更旧制,光绪帝既无权力,更激起母子间之冲突,大局遂不可收拾矣。

  在《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文中,他说得更清楚,当时参与推动变法的人有两个完全不同的思想源流,不可混为一谈。其中一源以康有为为代表,“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另一源就是从郭嵩焘到他祖父、父亲这些人,“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当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他祖父正好在京,在一个酒楼饮酒,目睹火光冲天,拍桌号啕,旁边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于是悲愤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以后,在湖南与比他年长十几岁的郭嵩焘相识、结交,极为倾服。郭出使西方,因为推崇西方文明,而被守旧的士大夫视为汉奸国贼,人人欲杀之而后快。陈三立在一篇文章中对郭有过极高的评价:“痛言古今之变,得失之宜,数为夷务策讽议之,时不能用。”见过大世面、有世界眼光的郭评价陈宝箴“倜傥多才略”,在日记中称许“此公见解高出时流万万”。陈氏父子在思想上更接近郭嵩焘、冯桂芬和张之洞,早在1884年,陈宝箴就为冯桂芬倡议变法的著作《校邠庐抗议》撰序(百日维新第三十七天,光绪帝下令将此书印发1000部)。甲午消息传来,陈宝箴痛哭“无以为国矣”,屡次上疏痛陈利害得失。

  陈三立一度对康有为五体投地,说“中国有此人,即亡如不亡”。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言论让陈三立刮目相看,神往不已,陈宝箴也“以才辩器重启超”。随着变革的展开,陈三立与谭嗣同、张通典等人的分歧日益加深,谭嗣同写给唐才常的信中抱怨陈三立和当初在武昌时“议论明通相反”,“判若两人,尤不可解”。他们的分歧有些是具体事务上的不同看法所致,最根本的还是谭嗣同更接近康有为的急变主张,谭嗣同在《湘报》上赞美过康有为。很明显,陈氏父子不认同康有为的激进态度,希望稳健地渐变,主张起用有经验而稳健的重臣主持变法,陈宝箴向光绪帝推荐杨锐,就是为了下一步推张之洞。在他心目中无所谓新旧,没有新党、旧党之见,只知道要应时势而变。

  陈宝箴欣赏康有为的才,不同意康有为的学,尤其不赞成借孔子托故改制,这一点康有为也深知。所以他的挽陈宝箴诗中就有“公笑吾经学,公羊同卖饼”二句。1898年5月27日,对康有为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时,陈宝箴上《奏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臣闻工部主事康有为之为人,博学多材,盛名几遍天下,誉之者有人,毁之者尤有人。誉之者无不俯首服膺,毁之者甚至痛心切齿,诚有非可以常理论之者。……当此百度维新、力图自强之际,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他奏请给康有为降旨,自行销毁《孔子改制考》版本,“既因以正误息争,亦借可知非进德”,对康有为其实含有曲全之意。在附片中他表示自己与康有为素无一面之雅,只是读他的论说,认为是“通达时务,信为有用之才”。可见,陈虽对康的某些思想和冒进主张持不同看法,但在推动变法这一点上仍视为同道,他的奏折主要还是保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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