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移交完湖南巡抚印信后，陈宝箴一家踏上了返乡之路，父子“一生政治抱负，遂尽于此”。陈三立忧国之念虽未泯灭，从此“不再与闻政事”。当年陈寅恪只有9岁。1965年与1966年，离陈寅恪生命的终点已近，他写下《寒柳堂记梦未定稿》，对祖父和父亲亲历的维新事业和悲剧命运有过冷静的记述。湖南新政的实绩确是陈氏父子齐心协力造成，梁启超说陈宝箴在湖南的治绩“多其（指陈三立）所赞画”。他们父子被罢黜后，有人以为陈宝箴为儿子所误，王闿运叹息“江西人好听儿子说话”，并从宋、明历史中找出依据，说王安石变法时，遇事都由儿子主持，严嵩当国，也唯儿子世藩之言是从。这不过是江西人的惯例，不值得奇怪。对陈氏父子的谣言从没有停止过，陈三立主持矿务，一位朋友谋职被拒，心怀怨望，在陈家落难后，写匿名信嘲讽：“翩翩浊世佳公子，不学平原学太原。”陈夫人俞明诗看了，微笑说：“此二句却佳。”陈三立被誉为“晚清四公子”之一，与谭嗣同齐名。戊戌变法失败对陈家的打击之沉重是外人难以体会的，陈三立再也未能恢复元气。但是，有了湖南新政的那一幕，他就将永远站立在历史中。
1900年夏初，70岁的陈宝箴猝然逝世（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历史公案，有人考证说他是被仓皇西逃的慈禧赐死的）。往事如烟，世局如棋，“乾坤泡幻局如棋，独立苍茫事可悲”，这位不以诗名的前湖南巡抚留下了这样的诗句。湖南新政的进程不幸因戊戌政变而中断，但陈三立他们的努力已载入史册。在漫长的后半生中，陈三立时时回望橘子洲头，想起那段倾注了他们父子全部心血的历史。
陈三立30岁时就受到有世界眼光的郭嵩焘看重，日记中称他“年甫及冠，而所诣如此，真可畏”。郭嵩焘对他们父子的影响，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影响最为深远。1898年，世人都说守旧的荣禄还保举陈三立应经济特科，英国人濮兰德与白克浩司的《慈禧外纪》中说：戊戌4月23日，“荣禄力荐一维新人物于帝，乃湖南巡抚陈宝箴之子。此事言之极有趣味，盖欧人皆谓荣禄始终反对变法也，观于此，则知荣禄初亦非坚持反对者，其后情势所迫，乃成势不两立之势。虽其前日所力荐者，亦不得不反而为仇矣。此非荣禄忽然变其政见，乃当前维新党人，自趋于危险之地，且其所行，太出人意料之外也”。陈寅恪说：“慈禧外纪所言，或非无因。”同年5月，内阁学士张百熙奏保17人应经济特科，康有为、梁启超、陈三立、唐才常、杨锐、汤寿潜、宋育仁等都在名单上。江苏学政瞿鸿禨还将陈三立列为《保举经济特科片》首位人选，评语中称他“学有本原，宅心正大，于中国政治、外洋情势均能洞彻，识量宏通”。7年后，时势已变，山东学务处议员兼总监宋恕在《推荐国文学堂监督人选禀》，共推荐14人，称陈三立“学行之优，世所共信”，名单上其他人包括蔡元培、汤寿潜、孙诒让、严复、陈黻辰等。第二年，学部保举的33人中他又榜上有名。严复与熊纯如的私人通信，臧否人物往往不留情面，却多次推许陈三立“学问行谊，性情识度，令人低首下心”，虽“具新学识”，然“游于旧法之中，行检一无可议。”民国元年，严复出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事务，请陈三立前往任职，他坚辞不去。
也许从后人的眼光来看，以陈三立的学识和名望，大半生都耗费在没有多少意义的旧体诗上，实在是一种浪费。他的诗是咏叹、是抒怀，是一曲正在逝去的农业文明的挽歌，他曾参与变革，试图把“衰世”中国带出旧日的农业社会，在湖南兴学、办报、开矿、建厂、组织保卫局，都是近代的产物，一旦这一切化为乌有，他实际上有点自暴自弃，他的诗中弥漫着一种理想破灭后的悲哀与苍凉。他的思想停留在维新时代，甚至倒退了。但有两点不能忘记，第一，他曾亲身参与了文明转型的实践，正当年华作为举世有名的“维新公子”做了一番事业，他的作为已融入了整个现代化的进程。第二，他身上有一种不为利禄所动的人格力量，是古老文化传统中有价值的一面在转型时期的延续和传承。
自戊戌变法失败，惨遭变故以来，他的满腹抱负都化为流水，陈三立只能诗酒自娱。在晚清，他是新人物，在守旧派看来不合时宜；在民国，他是遗老，依然不合时宜。他的诗名越显赫，就越是显示出他内心的悲凉。欧阳渐评价他：“得志则改革致太平，不得志则抑郁发愤而一寄于诗，乃至于丧命。彻终彻始，纯洁之质，古之性情肝胆中人。发于政不得以政治称，寓于诗而亦不可以诗人概也。”
1923年6月29日，陈三立的夫人俞明诗病故，接着，8月7日，他们的儿子、以绘画知名于世的陈衡恪（师曾）也撒手而去。接连的丧妻、丧子之痛，使70老翁不堪忧伤，三个女儿很为他担心，送他到杭州西湖边休养。1925年，他在杭州西湖畔的九溪十八涧、牌坊山下为夫人、儿子选定墓址，而且准备自己将来也葬在那里，他献给亡妻的挽联说：
一生一死，天使残年枯涕泪；何聚何散，誓将同穴保湖山。
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拖着衰迈病体的陈三立正在北平，亡国的忧虑笼罩了他生命的终点，他日日关心战况，幻想着奇迹发生，捷报传来。8月8日，日军入城，他拒不服药，甚至拒不进食，支撑到9月14日，“忧愤不食而死”。临终之际，他还发出这样悲愤的疑问——中国人岂能猪狗不若，“终将帖然任人屠割耶”？物伤其类，1937年10月14日，远在上海的张元济给陈寅恪的电文说：“戊戌党人尽矣，怆痛何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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