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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_傅国涌【完结】(22)

  汤寿潜(1856-1917)是杭州萧山(当时还属于绍兴山阴)人,原名汤震,字蛰先(或叫蛰仙),早在1890年他就写出了著名的《危言》,比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早了4年,提出过许多令人耳目一新的维新变法思想,包括改革考试、任官制度,裁并机构,遣汰冗官,提倡采用西法,培养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废除捐官制度,迁都长安,刷新吏治,严惩贪官,废除武举,设立武备院,加强海军等,更值得重视的是广造铁路、兴修水利、改革税制、开发矿藏、整治道路、改善环境卫生、实行晚婚等主张,他在《议院》一篇中倡议设立议院,其中对西方议院赞美有加,认为可以仿效并且变通,第一步先以王公大臣、四品以上翰林组成上院,由军机处主持,以其他官员组成下院,由都察院主持,地方上则由绅士、贡生、监生、农工商代表人物组成议院,每有大事,进行集议。同时他提出兴新学、植人才作为议院之本,以开议院作为开风气之先。这是他立宪思想的初次表达,他设想的议院本身还有很多问题,充其量只是一个咨询机构,与西方的议会制度相去甚远,但他提出的议院这个思路本身仍是超前的。《危言》的出版使年轻的汤寿潜赢得了维新思想家之名,当时人们将他和唐甄、冯桂芬等相提并论。可以说,他的思想在甲午战争之前已基本成熟,后来他的办铁路、参与立宪运动,都可从这里找到思想的起点。

  1892年,汤寿潜中进士,在翰林院待了三年,1895年3月到安徽青阳县上任,离京前夕,读过《危言》的翁同龢召见他,二人促膝长谈一番,翁在日记中评价他“于时事极有识”,在私下以为他“必为好官”,然而不过三个月他就辞官回乡了。1898年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两次通过浙江巡抚廖寿丰召他进京,以备任用,他因为母亲有病,请求缓行,躲过了戊戌一劫。谭嗣同写给汪康年的信里惋惜,汤是自己素来欣慕之人,“而不曾一见”。

  汤寿潜在政治舞台上初露锋芒应该是1900年八国联军进京时,他和张謇等游说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发起“东南互保”运动,确保了江南的秩序和经济繁荣。张謇说汤是最初的倡议人,当年6月18日是他率先到南京与张謇等合力游说推动此事。然后,他们奔走于武汉、南京之间,说服了张之洞、刘坤一两位封疆大吏。也就是在这一年12月,他在南京和张謇等人初次议论立宪之事。1901年7月7日,他应张謇的邀请,到南京与刘坤一共商立宪之事,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当年9月,他写出了《宪法古义》三卷,对元首的权利、议院的权利、行政大臣及法院的权利作了区分,对大臣责任、法院独立、法官选任、刑官终身、陪审制度等都有论述,已有三权分立的初步认识,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第三卷“国民之权利”,列举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迁徙自由、尊信自由、产业自由、家宅自由、书函秘密权、赴诉权、鸣愿权等十几种自由权。在《宪法古义叙》中,他在《尚书》《周官》等古书中寻找立宪的依据,认为宪法不仅在西方实行,也是中国所固有的,其实是想把立宪的理想与古老传统嫁接在一起。这是他立宪思想的一次集中表达。这些思想、言论、行动上接1890年《危言》中的开议院主张,而有了很大的突破,下启1906年成立立宪团体,直接推进立宪的行动。

  1903年,清廷任用汤寿潜为两淮盐运使,这是一个肥缺,他竟托词辞谢。从1895年到1904年,他先后出任金华丽正书院、上海龙门书院(龙门师范学堂)的山长,他相信“教育为文明之导师”。在民智未开的中国,他想以教育事业来启迪民智,作为立宪的先导。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他就极力赞成。这是他写作《危言》以来一贯的看法。但是,教育的推动毕竟是缓慢的,要真正推动立宪,还得有赖于实际的政治行动。

  自从留日学生出版的《浙江潮》上首次出现“立宪派”这个新名词以后,“维新派”一词渐被“立宪派”所取代。立宪运动的呼声从体制外渐渐蔓延到体制内。当时声势最大、最用力的无疑是江浙的立宪派,派遣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就是在他们着力推动下成行的,其中汤寿潜的作用不可忽略。从那时以来,他持续地通过游说、上书等方式,呼吁清廷走上立宪之路。

  1904年5月起,张謇不断与张之洞、魏光焘等讨论立宪问题,游说他们奏请立宪,还为他们代拟了立宪奏稿,汤寿潜也参与了包括拟稿在内的这些活动,张之洞没有应承,而是要他们去探询袁世凯的意思。张謇一方面写信给袁世凯请其赞助立宪,同时和汤寿潜、张元济等连日会谈,决定游说军机大臣瞿鸿禨及其他达官显贵。6月,他们通过张美翊给瞿鸿禨转呈了一个说帖。9月,汤又通过章梫接连带两封信给瞿,第一封信鼓动瞿挺身倡导立宪,“以去就争之,岂非中国一伟人乎?”如果事成,后世将为其树铜像,即使不成,也可以奉身而退,此举光明正大。他在第二封信中建议,考求宪法和保卫主权有“一笔两用之策”,可作为出国考察宪法的主题。他恳切希望瞿以一片愚公、精卫之心,“独为其难”。瞿为之心动。当时深受慈禧信任的瞿鸿禨,其态度直接影响慈禧的决策。他不断地写信给瞿推动此事,瞿除了面奏派员出洋,甚至希望自己亲到欧美去考察政治。有瞿鸿禨这样的军机重臣受到立宪派的影响,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其他封疆大吏、王公大臣的态度也都发生了变化,各种因素终于促成了1905年冬天的五大臣出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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