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梁启超到胡适（这中间也包括了许多其他人的努力），晚清、民国当然是个动荡的乱世，却是王纲解纽、思想开放的半个世纪，中华民族获得了空前的解放，在摇摇欲坠的晚清朝廷和民初军阀的刺刀，乃至蒋介石的一党制下，文化思想的多元化进程从来没有停止，其开放程度是我们今天不容易想象的，虽然其中也伴随着杀戮和流血。正因为如此，才产生了梁启超、胡适这些公认的思想领袖。思想领袖只能建立在人们内心的广泛认同之上，和千千万万普通人同命运、共呼吸，他生活在普通人当中，而不是游离在社会之外；他的力量是一种和风细雨，是空气，阳光，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而不是雷霆，不是暴风骤雨，不具有任何外在的束缚。他们在权力格局之外对青年、对世道人心产生某种内在的影响，哪怕不能左右时局的变迁，王朝的更迭。
胡适曾在西湖烟霞洞度过一生中“最快乐”的三个月，寂寞的烟霞洞旁边埋葬着一位无政府主义者师复的遗骸，火一样的理想燃尽了师复年轻的生命。师复追求的无政府主义梦和中国固有的古老“桃花源”之梦并不一样，这个梦不是出世的、宁静的，悠然见南山的，而是入世的、灼热的，带着强烈的改造世界的冲动，与胡适信奉的自由主义强调点滴、渐进等原则不同，他寻求一种彻底的解放，一种纯粹的理想境界，他的梦注定了在现实世界中碰得粉碎，他依然无所反顾、毫不犹豫地前行，不怕任何的阻力，宁折不弯，平静地面向死亡。他要以道德的自我完善、整个生命的奉献去为理想殉道。我们可以不认同他的主义，却难以否认他身上的那股子气，那种理想的情怀。当我的目光落在永远年轻的师复身上，我想到了活过100岁的巴金，他们是精神上的同道，我也想到了许多与师复不是同道的早凋者或长寿者。在历史的天平上，生命的长短显得那么无足轻重。无论他们最后选择了怎样不同的道路，在他们身上，我们都能看到一些异质的光，那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光，一旦汇入我们的心中、汇入我们的梦中，这光也就属于了我们。如果说中国缺乏自由主义的传统，胡适出现了，傅斯年出现了，这就是传统。确实，传统不能以时间的长短来衡量。
火一样燃尽自己的师复
离西湖烟霞洞不远，有一个“师复墓”，墓志铭就刻在摩崖上，字迹依稀可辨：
师复为人道主义者，生平谋炸悍将，厉行革命，被锢三年，出而组织东方暗杀团。辛亥而来，舍其单纯破坏，转而为自由社会主义宣传，创晦鸣学舍、世界语研究会及心社。旋发刊《民声》杂志，淬厉自刻，尽瘁其主义，呕血而死。死年才三十有一，不终其纪。痛矣！君于公历1884年6月27日生于东亚之广东香山县，以1915年3月27日殁于上海，同年葬于浙江西湖之烟霞洞，越八年而修其墓，以志不忘。
师复本名刘绍彬，因立志反清，光复故国，改名刘思复。信仰无政府主义之后，他连姓氏都废弃不要，改名师复。三个名字代表了他短暂一生的三个不同阶段。1923年，他的生前好友重修其墓，将郑佩刚撰文、王思翁书写的这个墓表镌刻在崖石上。
安那其主义思潮在中国
“无政府主义”本是日本的译法，高一涵主张译为“无治主义”，辜鸿铭主张译为“无王主义”，师复的墓志铭称为“自由社会主义”，巴金等人干脆用译音“安那其主义”。无论叫什么，都不能否认那曾是19世纪的一股世界性思潮，俄国十二月党人的慷慨悲歌，伴随着他们流放西伯利亚路上的漫漫风雪，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理想曾激动过几代青年，《面包与自由》等都成了传世的经典，也是几代年轻理想主义者的口号，活了104岁的小说家巴金就是他们在东方的传人。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亲口对斯诺说，他年轻时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
20世纪这一思潮初传中国，打动了一些正在寻找精神出路和民族出路的读书人，李石曾、吴稚晖、张继、刘师培、张静江等一度都热衷于此，《天义报》《新世纪》《衡报》《人道》等中文期刊先后在日本和巴黎问世，那时无政府主义思潮和“驱除达虏，恢复中华”的革命浪潮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包括蔡元培、马君武、马叙伦、杨笃生等人都曾写过一些绍介文章。（直到1933年《东方杂志》“新年的梦想”征文中，还包含了许多无政府主义式的梦想。）
民国初创，多元格局出现，各种政党、报刊蜂起，中国社会党以太虚等人代表的一派就是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出版过《社会世界》《良心》月刊等，并另组社会党，很快被袁世凯取缔。师复创立“晦鸣学社”与《民声》周刊，系统介绍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被看作是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奠基人。
“五四”时代，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各种刊物应运而起，《进化》《劳动》《自由录》《民风》《新生命》《闽星》《奋斗》《劳动者》《自由》，等等。《民国日报》著名的“觉悟”副刊也发表过太朴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的文章。毛泽东等人热衷过的新村运动、匡互生在上海创立的立达学园都带有无政府主义实践的痕迹。就是在那个时候，少年巴金在四川皈依这一主义的。（他和志同道合的伙伴办了《半月》，1921年4月1日，当他在这个杂志17号发表《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时，他只有17岁。杂志被军阀查封，是他第一次尝味到专制的滋味，但他没有丧气。当年9月1日，他的《爱国主义与中国人到幸福的路》又在新办的《警群》上发表，开篇提出“现在中国的社会黑暗到了极点，一般的青年人处在这种势力下面，被他弄得全无生气，力量薄弱的只能顺世堕落，不敢稍有反抗，稍有血气的也只有忍气吞声，听天于命”。他说这个主义最令他满意的就是“重视个人自由，而又没有一种正式的、严密的组织”。他远去巴黎就是要去取安拿其主义的真经，他的《爱情三部曲》贯穿着安拿其主义追求与幻灭的淡淡忧伤，在漫长的一生中，他不时怀念早年的那些同伴。在《我的幼年》中有深情而无奈的回忆，这是他百年挥之不去的一个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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