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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龚自珍到司徒雷登_傅国涌【完结】(6)

  那些怀抱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新闻救国、教育救国、思想文艺救国等梦想的人们,他们的努力,在相当一个时期,确是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有些已在茁壮的成长之中,受到世人的瞩目,比如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学府(北大、清华、南开、西南联大、浙大、燕京,还有许许多多的中学),那些报纸(《申报》、《大公报》、《新民报》等),那些出版社(商务、中华、开明、世界……),那些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如果不是有人为“工业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的破灭而兴奋,如果它们不是被一次次地连根拔起,或者永远消失了,它们早已是遮天蔽日的大树,而我们已经可以在文明的树荫下享受。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要这么收获,先那么栽”,说的都是一个道理,这是胡适喜欢的谚语、格言,他最后一次来到西湖,还在浙大演讲自由主义,耿耿此心,就是要将陌生的文明移植到中国的土壤上,所以他才会那么用力、用心地在中国传统中寻找自由主义的因子,寻找可以与近代文明接轨的东西,一首诗,一篇文章,一个小故事,哪怕是片言只语。我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见解,却否定不了他的诚意、真挚和热忱,他确是一个播种者,在底线意义上为古老民族提供了基本价值。

  一部近代中国史或者说文明转型的历史,说到底,是他们书写的,比起那些或打打杀杀,或权谋诡计,你方唱罢我登场,争舞台、争交椅的皇室贵胄、军阀政客,怀抱各种梦想埋头苦干、拼命苦干、得寸进寸、咬定青山的他们才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结局虽然悲壮、伤怀,但回过头来,我们还是清晰地看到,在思想文化等领域耕耘的胡适们,他们的精神遗产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价值,而大大小小的权势人物都已如烟而去。1936年1月9日,胡适写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收获不必在我,而耕种应该是我们的责任。”在他们身上已有公民意识的萌芽,在主角意识和配角意识之外,他们在紧贴地面的生活实践中确立了群角意识,不再把目光锁定在单一的权力舞台,他们选择了社会而不是庙堂,不再陷在主角之争的泥潭中,挣扎一辈子,他们的人生理想与古代有了本质的区别,他们带来了近代,也代表了近代,他们通过知识获得了解放,而且播下了文明的种子。无论是实业报国、科学报国、新闻报国,还是教育报国,报国的前提首先就是把自己铸造成器,那就是先要成为一个人格独立的人,一个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才有可能扮演合格的社会角色,成为自己期待的那个角色,做一块文明的基石。我在西子湖头写下的这本书,就敬献给他们。

  本文主要参考书目:

  1.(英)卡尔?波普尔,郑一明、陆衡等译,《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2.(英)卡尔?波普,杜汝楫、邱仁宗译,《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3.(英)H?G?韦尔斯,曼叶平、李敏译,《世界史纲》,北京燕山出版社,2004年版。

  龚自珍与魏源,一个生在杭州,一个葬在杭州,毫无疑问,他们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中国人,然而他们一生的命运、全部的遭遇足以证明,古老的农业文明时代已处于无可救药的末世,龚自珍称之为“衰世”,他们敏锐地察觉到古老民族遭逢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那是来自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形态的挑战,一个陌生、全新的世界呈现在他们面前,他们并没有惊惶失措,龚自珍主张“自改革”,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他们的内心无比焦灼、忧虑,姿态却是镇定而从容的。他们位不居庙堂,仕途坎坷,命运多舛,可他们目光远大,心怀天下,与同时代出类拔萃的大臣林则徐辈相比,他们更为超前,更不必说道光帝及其他庸庸碌碌的达官贵人、公卿大臣。龚自珍预感到暴风雨的来临,预感到地层下的山呼海啸,魏源以老迈之身直接看到了鸦片战争的一幕。他们心有余而力不足。

  龚自珍、魏源,还可以包括编撰《瀛寰志略》的徐继畲等人,他们提出的问题,他们的隐忧,要到19世纪末,也就是过了近60年后,经历甲午战败的惨痛挫折,才真正引起举国上下读书人的震动,逐渐将告别“衰世”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此前大家都还在老办法中打转,在什么都貌似“盛世”的“衰世”中混日子。换句话说,在龚、魏谢世半个世纪后,告别“衰世”的努力才真正开始,或者说找到了方向感。在此之前,朝廷内外还沉浸在削平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同治中兴”的梦幻中,王朝仿佛出现了一种回光返照,洋务运动虽然是对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落实,然而只停留在表面的器物这一层,在制度、观念层面的认识上,掌握权柄的人们和醉心于八股的人们完全是一片空白,压根还没明白西方在“长技”背后,支撑着“长技”的那种制度文明。近代文明转型的进程至少耽误、延缓了半个多世纪。

  龚自珍、魏源:告别“衰世”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龚自珍和他的诗,大概都是因为这首熟悉的青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他的这些名句也都传诵不衰,不过人们想起这些诗句时并不一定联想到龚自珍。当然,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还是他在杂文、时论中所透露的光和影,那些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那些洞若观火的判断。尽管他还想象不出新、旧文明碰撞的浪花,没有看到更大、更辽阔的世界,没有预见新文明的模样,但他知道“衰世”已走到尽头,他要为不死不活、无良医、无良相、连合格的小偷也产生不出的衰迈文明画一个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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