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26岁时被迫出任《莱茵报》编辑。尔后又逃亡巴黎和布鲁塞尔，最后在英国侨居。这位来自莱茵地区的德国犹太人在伦敦撰写的著作颇受俄国的重视。在他出生整整一个世纪以后，莫斯科到处可以看到他的画像。
德国历史上有五对密切合作的朋友：马丁·路德和伊拉斯谟、胡登和济金根、歌德和席勒、洪堡兄弟，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他们一样，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共同合作，亲密无间。
不过在这一合作中，也有令人惊讶的史实。在这两位才智过人的作家、科学家和战士中，有一个为了使另一个更为出类拔萃而自愿退居幕后的人——就恩格斯而言，他决不是马克思的资助人，而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挚友，正如维也纳伯爵总是喜爱和伟大的作曲家交朋结友一样。恩格斯是位学者，善于自我克制，他不放弃经商，只是为了维持他朋友和他朋友一家的生活。恩格斯并不是只能为师傅添砖加瓦的小工，而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替代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撰写文章的朋友，事实上他是一位更好的作者。在党内持续不断的斗争中，即使恩格斯从不给他朋友一分钱，他的贡献也是无可比拟的。这种性格是德国人的长处，实为德国人民儿子具有的优秀品质。
马克思长期侨居国外，处境悲惨，厄运频频袭来，入不敷出，仍然始终坚定不移地生活下去。他怀疑俾斯麦暗中监视他，在伦敦甚至连电话也不打。他和他的伟大妻子，五十年来如一日，鼓起勇气，忍受一切时而变化的少有的苦难生活，专心一致地从事创造性的工作。他的身体并不魁梧，不过他的举止，他像狮子般的脑袋，他的自信，他大声疾呼阐明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到处博得人们的尊敬。他的这一切要比撰写的书籍更有权威。但是在当时，包括马克思周围的人，也只有少数人理解他。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1895）和马克思一样，生于莱茵地区，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的儿子。他受教育时无忧无虑，并没有什么自身的需要驱使他起来反抗。恩格斯孜孜不倦地从事研究工作，将商业搁置在一旁。他是费尔巴哈和黑格尔的信徒，早年就在父亲的曼彻斯特工厂中了解到了工人的状况。他曾经警告要重视第三阶级和第四阶级之间发生冲突的危险，认为唯一解决途径是走共产主义道路。恩格斯以他富有的想象力和经验，给予他朋友马克思以巨大的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关系正如歌德和席勒之间的关系一样，前者是先知，后者是思想家。1848年，他们两人用了几天时间，共同起草了一份纲领性文件。三年之后，他们在伦敦加入了巴黎共产主义联盟，以秘密活动取代公开的宣传。1848年2月，他们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份宣言至今仍是共产主义者的教条指导方针，或至少是一份鼓动性文件。
正当第一批工人在伦敦进入议会的时候，巴黎的工人摒弃了他们的市民国王，建立了第二共和国。欧洲出现的危机几乎和60年前危机一样严重。这一次又是法国，50年内第三次在世界上高擎火炬前进。德国革命在意大利和匈牙利，在波希米亚的捷克人和德国人中间，在加利西亚的波兰人和鲁提尼人之间，在匈牙利的匈牙利人和索布人之间引起了巨大反响。
而现在，甚至德国人也开始觉醒了。
1848年革命——梅特涅事件——萝拉·梦德茨的介入——路德维希二世的废黜——脱下帽子
历代的王储总是沉湎于幻想，一旦自己登基，往往一事无成，正如恋人结为夫妻总是要失望一样——这些王储们在德国受到特别的爱戴。他们传统上一向受到当君主的父亲的统治压迫，必然和自己的臣民有着同样的感受。腓特烈·威廉五世似乎就是这样一位典型的王储。特别是他风度翩翩，温柔文雅，情趣横溢，善于诙谐，更是女性梦寐以求的理想皇室人物。而他关于成立制宪政府的先进观点，更是深受这个国家贤达人士的支持。时代在前进，欧洲正在为世界树立榜样。所有这一切都促使德国希望取得独立，希望在普鲁士领导下，在这个最强大的德意志国家中出现一个开明的统治者。腓特烈·威廉讲话的声调虽则过于激动，但仍不失为一位卓越的演说家。他发表讲话时，人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他情绪很好时，确实非常机智，讨人喜爱。他受过良好的教育，非常富有想象力。但他往往许愿得多，而兑现得少。他经常失去控制力，集中不了思想。
在这位一切行动都得靠自己的统治者身上，体现了德国人的精力旺盛，又富有浪漫主义的特点。这两个特点结合在一起，有时证明是很不幸的，给德国人带来内在的不安全感，促使其干蠢事。威廉五世具有德国人那种善于自我剖析的性格，对自己的弱点是知道的。他以漫画的手法将自己描绘为一个傻瓜，一个秃头，这恰好反映出他介乎忧郁不乐又玩世不恭的矛盾性格。
在这位国王身上有着德国人通常具有的正义感和浪漫主义激情，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往往是事与愿违。强大的普鲁士，统一的德国，上帝赐予的专制政治和普遍的自由，所有这一切都蒙上了一层中世纪色彩。
多年来这位浪漫的国王拒绝兑现他的诺言，这个诺言甚至他的父亲在25年前就应该实现的。只是由于一次财政危机，才驱使这位国王在1847年成立了一个类似议会的代表机构，因据说罗希德提出，如果没有议会机构的签字，他就拒绝继续借款。柏林人幽默地称这个机构为“专制主义的借款院”。但是代表还是白签了这个字，因为国王又提出了一个新花招。他认为“没有任何一张写了字的纸，能干预上帝和这个国家之间的事”，就根据这一点，他拒绝任何宪法草案。议会开会时，他提醒代表，他们“只能提出请求，而不能发表意见”。这个金科玉律确实概括了德国的全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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