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各邦国王也不像绘画中显出的那样高兴。巴伐利亚国王不得不根据俾斯麦来信的意见，将皇冠让给他多少有点仇恨的对手。王储们称整个过程是一场精心制造的混乱。而威廉则愤然大怒，他并不希望“用普鲁士灿烂的王冠换取一顶污秽的皇冠。”当时他已73岁，在这一非常重大事件的前夕，如新娘出嫁前那样，痛苦的大哭一场。婚礼是被迫举行的，因而新娘究竟应该穿什么衣服，就成为争论的主题。国王不想成为德国人的皇帝，而要成为德国的皇帝，俾斯麦碍于法律，不同意这样做。这一点激怒了老国王，他从皇座走下来，在众目睽睽之下，走过俾斯麦身旁，连招呼也不打，就径直和将军以及各邦国王握手。早在一千年以前，查理曼大帝也是在内争纷乱中加冕的。
和约缔结以后，国王进行了报复。这一次，他和容克地主、将军们一起，压倒俾斯麦，取得了重大胜利。俾斯麦在对奥地利战争后，成功地取得了和解，没有兼并奥地利。这次他出于同一目的，主张用同样的方式对待法国，然而他失败了。
在此以前数年内，俾斯麦对阿尔萨斯和洛林根本没有什么打算。出自他手笔的文献和书信，从未提及过吞并阿尔萨斯和洛林之事，而且甚至令人惊讶地看到俾斯麦还揭露了某些方面的内情。比较合理的解决方法应是让这两个地方独立和中立，至少要通过公民投票。但是现在德国将军们坚持认为，如法国的防线从阿尔卑斯山一直延伸到大海，类似现在的马其诺防线，而德国又没有一支海军作为平衡的力量，这对德国来说是不可克服的困难。德皇认为，阿尔萨斯的一角邻近位于德国腹地魏森堡，可以切断南德的通道。面对德皇的异议，特别是将军们胜利后的喜气洋洋情绪以及德皇的威胁，俾斯麦让步了。可是德皇此时又感到他正受到第二次的欺骗。德皇的意图明显的带有骑士的气概，他要重新征服过去祖先仅仅得到一笔年俸而放弃给“太阳王”的土地。
针对德国当时展开的激烈辩论，俾斯麦声称，不论对他还是对别人，都不存在民族主义的幻想。他说，“将阿尔萨斯说成从前是德国的，这是教授们洋洋自得的见解。而我们需要的是防守的碉堡。……我认为拿下洛林的主张不可取，但是将军们认为，占取洛林的梅斯，可以相当于加强12万人兵力，是必不可少的”。于是这一地区的200万人民，几乎有半世纪之久沦落在普鲁士铁蹄之下。他们的下层人民讲话含糊不清，混杂着两种语言。后来从1918年到1940年，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这两个大国竟然不能出于理智而让这一片地区独立。这一令人惭愧而难解的问题今天将再度出现。
教会反对俾斯麦——德国的富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的出现——俾斯麦要和平——他治理欧洲——专制独裁者
俾斯麦，这位容克地主，胜利者，反动派，转而倾向自由派。从1871年到1878年，他在自由派支持下，主宰德国国会。这个国会系旧的北德联盟议会，只不过由于增加了南部各邦而扩大了。这些自由派人士的确善于甜言蜜语。奥地利战争之后，最墨守成规的容克地主背离了俾斯麦，不久，这个阶级和家族的其他成员也起而追随容克地主。对他们而言，俾斯麦的权力太大，而且他还不是天主教徒。当时在柏林，区别一个人好坏的标志是他是否为天主教徒，一个真正的天主教徒。皇后本人最热衷于这一风尚。
建立帝国之后，俾斯麦旋即陷入与新成立的天主教党——中央党的严重冲突之中。这时，使德国中世纪充满铿锵声的亨利和格列高利的阴影在德国再度出现。但是这次却不是教皇声明教皇一贯正确。俾斯麦从不认为有人，包括他自己在内一贯正确，他对这种声明简直觉得可笑。这场冲突也不是由于耶稣教徒要发动改革而产生的。这场冲突简单地说，就是因为俾斯麦是一个独裁者，他不能容忍在国内还有另一股势力存在，更不能容忍国际势力干预德国事务。此外，还有个人之间的宿怨。
倍倍尔像
倍倍尔（Bebel，August，1840—1913）德国社会党人，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缔造者之一，为该党最具影响及最得人心的领袖达四十余年之久，西欧社会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之一。
温德霍尔斯特，被兼并的汉诺威前大臣，与古尔夫（被罢黜的汉诺威国王的追随者）一起为反对普鲁士而战斗。温德霍尔斯特现在已成为天主教党的头子。这位态度粗暴，冷冷冰冰又极其机灵敏锐的人，可能是德国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议会雄辩家。开始，这场冲突十分平淡，主要目的是摧垮持反对意见的传教士。但是，1874年一个天主教狂热分子企图谋害俾斯麦事件后，冲突就尖锐化了。于是，政府将教区所属的学校均置于它监督之下；提倡民办婚礼；传教士的任命必须公布；移居，判刑等宗教法令在法律上均属无效，致使一千余传教士住所空无一人。采取这些措施的目的是鼓动人民的热情，特别是鼓动波兰和阿尔萨斯人民的热情，在这些地方德国政权和过去一样还在遭到反对。中央党在国会中议席增加到92席。因为在德国，即使某个政党遭到非难，其议员仍可公开表示反对意见。
19世纪70年代，德国国会成为全国讨论问题的新论坛。这是一个真正经过选举产生的德国人民代表机构，它是进行政治教育的工具，这个制度在西方其他国家已有一两个世纪的历史，德国早就应该拥有这一工具。从这一时刻开始，也就是说，在过去七十年来，德国人民开始参与治理国家，要对德国发生的任何一件事负责。阶级和偏见始终存在，而且一直存在到今天，不过这七十年来，德国人民终于知道什么是投票箱了，他们至少对历史承担了部分的责任。从此以后，德国人民干的事，特别是他们没有做到的事，并不仅仅说明国王和容克地主的性格，也说明了他们自己，德国人民的性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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