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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_[德]艾米尔·路德维希【完结】(124)

  从1871年到1911年,和平遭到破坏,除了一半在亚洲的俄国和土耳其发生过战争外,在欧洲没有开过一枪。在文明古国的大陆上,既没有家破也无人亡。但是有两件事对欧洲各国国内形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个世纪末,英国在南非打仗,运气不好,南非这样一个小农国家的人民第一次向世界显示,在一个没有交通通道的国家,能够坚持反抗强大的帝国主义。全世界数以百万计的旁观者都对看来一度起着压迫者作用的英国不满。不久以后,俄国在对日战争中被打败,信誉扫地。欧洲亲眼看到,美国和日本,世界这两大新的强国正在兴起,而且在本世纪初开始理解,今后的战争将再次演变成像17世纪那样的世界大战,而且规模要大得多。

  大约在1910年,世界对欧洲的舆论已发生变化。英国由于主动将重大的特权让给战败的布尔人,其道义的威信得到恢复。俄国的威信也得到了恢复,这是由于它成立了第一个虚假的代议制民众政府,而且沙皇在战争爆发前还提出过真诚的和平倡议,这一点在他在位时一直对他很有利。与此同时,世界舆论从支持德国转而支持法国。

  最主要的原因是害怕德国这一巨人的兴起。其二则是对德国人的高傲自大不满。看来,歌德对我们这一时代早已有了预感,他曾经写过下述一段话:

  德国人的生活和感情出名的枯燥无味,阴郁寡欢,毫无机智。他们在私人关系中也感觉迟钝,特别是他们生性妒忌心重,行动鬼祟,这一切都使和德国人共同生活的人们深受其害……而现在这种极度的动乱不安,这种对成就和利润的追逐,这种对机遇的过高估计,更是使德国人坏上加坏。人们不得不愤然认为,德国人所有的这些精神上的恶习和弱点,只能掩盖一时,而不能永远根治。

  在威廉二世统治下,皇帝本人已成了习惯的讲话语气,德国人在世界各国旅游时的那种神情,刺耳的喧笑声,尖刻的讲话声,挑衅性的玩笑,也许没有什么比这一切更能损害德国人的形象了。各国旅游者总是带着冷淡尊敬的心情参观柏林,而带着友好景仰的心情参观巴黎。在柏林,他们看到的是艰苦工作的人民,和纽约一样的忙忙碌碌和急功近利,而在巴黎,他们看到的则是生气勃勃富裕的人民。他们本能地感到长此以往,平静的局面难以维持。在德国,人口在增加,在法国,人口却在减少。在德国,一切井然有序,准时,而这两个优点法国都没有。在德国,人人服从,在法国无人服从。在德国,军队士气高涨,显然是在做好出击的准备,而在法国,军队人数不多,主要是为了防卫。德国的戏刚刚演到第二幕,而法国已进入了第四幕了。

  有谁能拒绝尊重一个如此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个工业国家的人民呢?又有哪一个国家,除了美国以外,能和德国的卓越组织工作相媲美?当埃森的工业家访问曼彻斯特归来,或者波鸿的矿山老板视察威尔士归来,在他们精致的别墅品饮莱茵葡萄美酒促膝交谈时,他们会说,“我们都超过了他们。”在英国,一切事物,从机器,工厂,到办公室,似乎都是循规蹈矩,守旧落后,至于商业理论更是如此。当今天灵巧轻便的产品风行一时时,这些英国绅士刚刚开始计划停止生产结实耐用的产品。当“德国货”成为时髦名词,德国商人将贴上英国标签的德国货在大不列颠销售时,这是德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就好像今天日本货首先渗入生产同类产品而且质量要高得多的国家中去一样。

  19世纪末,德国开始生产成本较低,就和日本在1930年左右的情况一样。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工人工资远比其他国家为低,组织形式更为有效,可以节约数以百万计的管理费用,同时还由于好战的传统和严格的训练,服从性已在人们思想中根深蒂固。1700年普鲁士国王用棍棒,将整个国家变成欧洲最优秀的军队,到了1900年左右,克虏伯工厂已不再使用这种棍棒了,但这些棍棒依然在后代身上起作用,一直没有追求自由的向往。那些在机床上生产炮弹,或者在微弱的灯光下一天10小时背驮煤块,用手推木轮车运输的人,仍然是那些从前当过三年兵,尝过各种拷打和惩罚滋味,而且从来也不反抗的人,他们充其量只是通过一位无权无势的代表,说几句控诉又迅速被人遗忘的话。情况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工人和平民一样喜欢当兵,而平民又和容克地主一样喜欢当兵。因为所有那些社会党人在五一节发誓要最后建立共和国的纲领,不仅得到大兵们的拥护,有时甚至得到国王和上校军官的拥护。德国工人从来也没有认真地期望过,对他们来说毫无意义的共和国。尽管社会主义者并不喜欢威廉皇帝,他们却在巴黎宣称,如果一旦成立共和国,那么也要由这位大公爵出来当总统。而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他们连当夜间看守人的资格都没有,却和永远也不能成为卫队军官的平民一样,一直怀念他们服兵役时期度过的岁月。当他们在一起喝啤酒时,最喜欢唱的是军队进行曲。他们怀念三年兵役期间愉快的往日。德国工人最喜欢唱的不是《国际歌》,而是重复地唱着:

  年轻人再也不回家,

  他们将战死疆场。

  大多数德国人和德帝国前总理布吕宁一样,留恋旧日服兵役的日子。这位前总理在流亡时曾对本书作者说过,他一生最美好的日子是在军队中度过的。多少世纪以来,德国人习惯于服役和受苦受难,而当他们服役时又不怎么吃苦时,他们就会感到,这是再好不过了;而一旦要求他们独立行动,承担责任时,他们就会感到不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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