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出来协助党内数百万同志的新人按照教条行事，他们不做任何事使外界了解德国已经发生了变化，却千方百计对国内头面人物进行说服，让他们相信形势并不是那么坏。在反对主张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内激进派的持续斗争中，他们企图继承旧世界的传统；他们不想朝前看，只为自己的过去而骄傲，他们竭力不使委员会采取任何社会主义化的措施。
新统治者对实现自己的理想掉以轻心，使敌人得以轻易地复辟。人民被排除在外达30年之久，从未担任高级官员，因此在这场动乱中形成真空，只能留用旧文职官员加以弥补。一位枢密院官员坚持认为枢密院的工作具有特殊性，不能中断，更谈不上涉及工资的问题。其结果是没一个容克地主给平民让出自己薪俸优厚的职位。
旧执政者对这场急风骤雨先是大吃一惊，随后迅速紧密团结在一起，加强自己的力量。新执政者为了显示自己尊重言论自由，允许旧人物嘲笑刚刚在六周前选举出来的新政府。他们允准这个国家的公民首先公开诽谤新政府，而当总统向法院提出控告时，那位面部有着刀疤的审判官，竟然洋洋得意指责国家元首。
新政府虽然勇敢地决定采用黑、红、金黄色新国旗，但仍同意旧国旗继续作为海上船只用旗，新国旗只插在标志国籍的船首。这个新政府1920年被迫解散，1922年主要大臣被暗杀，即使受到了这样粗暴的干预，这个政府也未能采取措施，制裁那些挑起事端的旧臣。
这一切之所以可能，并不是因为新统治者个人突出的懦弱性格，而是几个世纪以来德国人顺从上级的训练，使他们成为唯唯诺诺的人。共和国的第一个总统，一生无可指责，忽然在50岁时，要学骑马，因为旧时欧洲国王都是骑在马上出现在人民面前的。其他的则突然要求学打猎。一位衣着入时的女流，夸耀她和一位伟大的劳工部长眉来眼去，私下幽会。他们不去驾驶新时代的拖拉机，耕耘自己的土地，而是拾起19世纪早已遭到人们唾弃的玫瑰花。
失望的归家者——“共和国应负责”——“老长官重返军队”
时间是如何波涛汹涌般的向前奔流不息啊！新的颜色，新的声音，虽尚模糊不清，但即使对那些漫不经心的报刊读者，也能感觉到一二了。
21位亲王放弃了德国的王位，同时失去了土地和权力。因为他们只想保住自己的财富。他们宁愿庄严的称号受侮辱性“和约”的玷污，而不愿为了饥饿的人民放弃财富。如果他们拿出自己的财富分给饥饿的人民，可能正是日后恢复权力的最好办法，可是他们不愿意。
上万名外国兵进入莱茵河沿岸。黑黝黝的摩洛哥士兵引起人们的反感，担心自己的金发女郎受到侮辱。西部邻国为了索取战争赔款再度入侵德国，人民群众群龙无首，他们身居亚平宁深谷沟壑之间，出于真正的仇恨在工厂地区开展游击战。
四年来，数百万人流血牺牲。现在又在大屠杀中将财富消耗殆尽。人们早已见不到黄金，看到的只是纸币，现在纸币也已褪色，一夜之间变成废纸。每个人都力图得到看来似乎还可以依赖的外国货币。
有位名人像昙花一现般出现在德国地平线上。他的名字叫施廷纳斯，这个雅利安人，善于杜撰爱国的口号，他的目光多少比起其他人看得远一些，他收集大量的纸币卖到边境外去。他向政府借钱，购买一切凡是他能买到的东西——船只、旅馆、铁路、剧院和矿山，然后再偿还这笔早已贬了值的债款。他就是这样从破产的人民手中搜括了大量的黄金，夺得了巨大的权力。他甚至在临死前，还骗取了一笔遗产税。
成千上万的青年士兵就像三百年以前那样被征入伍。他们向东进军到俄国边境的国家，一路上烧杀掠夺，无所不为，企图通过流血，将他们向往殖民的地方纳入自己的版图，而结局不过是失败而已。他们双手空空而归，纠集在一起，失望之极，直接迁怒于这个新的国家。存款折上的钱渐渐用完，保险政策早已失效，遗产荡然无存。相互之间的不信任，导致旧证券价格急剧下跌。新的灾难给许许多多善心的人带来苦难，而作为这个国家外来户的犹太人更是遭到打击，人们将这一切后果都归罪于犹太人。
当强加在德国人身上的战争赔款不能偿还时，宽肩膀的美国人出现在无数国际会议上，计算着德国人应偿还的数以十亿计的赔款，包括德国下一代人的住房也要作为赔款偿还。为了解决数百万人的饥饿问题，不停的召开各种会议，将金钱滥用于支付数十万张秘书旅馆住宿费的账单。这时自杀的人有增无已。
艾伯特肖像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1871—1925），德意志第一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即“魏玛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1925）。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新统治者仍然不知道他们能为人民群众采取什么措施。这些正直的民主派人士，和以前和迄今为止的德国统治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他们太缺少想象力。人民群众经历了灰蒙蒙的战争岁月，现在他们需要的是彩色缤纷的生活，在经历了顺从的岁月之后，他们需要自己的理想。这些民主派人士和他们以后执政的独裁者一样，没有模仿莫斯科的做法，采用新的象征、新的称号和新的国歌，给人民群众带来新时代的生动景象，而是提出使人厌烦枯燥无味的纲领。两千字的基本纲领，没有一个新词或有声有色的语言。没有给工人以自信心，使他们感到是“这个国家的主人”。对市民而言，没有任何内容可以吸引他们。激进分子没有重新提倡胡登或恩格斯精神，而是选择了一个古罗马反抗者的名字——斯巴达克，这个名字对德国人并没有号召力。人民群众排斥了旧的象征，可是没有新的歌曲和新的旗帜，没有雄辩家和作家，也没有新的装饰和姿态可以取代之。但是一个国家没有向往难以无限的生存下去，一个国家没有理想，如何能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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