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布尼茨肖像
莱布尼茨（Leibniz，Gottfried Wilhelm，1646—1716），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历史学家、外交家，17世纪为启蒙运动奉献三大理性主义体系之一的创始人。莱布尼茨具有火一般的热情，与伊拉斯谟、路德、歌德一样，是沟通德国统治阶级与知识分子的最伟大的架桥者之一。柏林、汉诺威、圣彼得堡等地科学院的建立，都与他具有高瞻远瞩的眼光分不开。他平日竭力主张普及教育和科技知识，并为之奋斗终生。
康德像
康德（1724—1804），出身于一个马鞍工家庭。他是莱布尼茨的继承人，特别在和平主义思想方面。他在“关于永久和平”的论文中，提出裁军和仲裁思想，并向世界证明，在德国始终存在着厌恶战争，鄙视权势的人民。
与他同期，还有五位伟大的德国学者——莱辛、克洛卜施托克、赫尔德、维兰德和荷尔德林。他们或多或少都有些康德式的。
在国家与精神问题上，这五位作家走得更远，反应更强烈。他们公开地像一个世界公民般地生活。对于已经取得自由的外部世界来说，他们的祖国只有奴性和专制主义，他们鄙弃它，他们都是法国大革命的朋友。莱辛虽然没有生活在那个时代，但他通过自己的作品歌颂了它。
荷尔德林在自己的一篇最重要著作《许佩里翁》（Hyperion）中，是这样来描写德国人的性格的，有人竟敢抄录了下述几段：
昔日的野蛮人，通过努力工作、专门技术，甚至宗教，变得更加蛮横了，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神圣的感情和生活的美好方面，他们的夸张、奴性、愚蠢，和像破罐碎瓦似的四分五裂，令人生厌……
这是一个很刺耳的字眼，但我还必须说出来，因为这是真理：我觉得再也没有比德国人更四分五裂的了。他们有工匠，但没有真正的人；有思想家，但没有真正的人；有神甫，但没有真正的人；有主人和仆人，年轻人和稳重的成人，但没有真正的人……
你们德国人喜欢死盯着一件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花这么多的时间磨蹭着干活儿，而很少有空闲和轻松。但如果不是他们缺少美好生活的全部感情，和把被上帝遗弃和违背人道的诅咒强加给别人，那么，很可能这一切也都在所不顾了……
克洛卜施托克从普鲁士逃到了丹麦，但在他60岁的时候，他公开对德国的暴政表示不满，并惋惜第一个升起自由旗帜的，不是德国人。在法兰西共和国授予他“荣誉公民”后，他感到德国的亲王和贵族抛弃了他，于是就依靠仰慕他的丹麦国王生活，后者给了他一笔终身用费。维兰德也写了大量歌颂法国大革命的作品，并且在大革命前就曾表示，他不惜付出一切代价，不愿生活在腓特烈的大棒之下。但是，他们仍然被认为是德国人中间的伏尔泰主义者。
维兰德认为“唯一能使他免于感到出生在德国的不幸的”是他的文学。只有一次他是用高兴的语言说到过普鲁士，这是在另一封信中。他说道：“维也纳应该属于德国，就像巴黎属于法兰西一样，而我们大家应该住在维也纳。这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
赫尔德是东普鲁士一个教会执事的儿子。在一个俄国军官的帮助下，他逃脱了他的校长及部长的鞭责。这个俄国军官在战争期间曾带过他。临走前，赫尔德被迫发誓，在达到服役年龄时，一定回普鲁士来。然而，他却定做了一枚钻石戒指，上面画着一只飞出了笼子的鸟。“七年战争”后，他把腓特烈大帝与古希腊国王皮拉斯作了一个比较说：“腓特烈和伏尔泰的哲学都扩散了，但是对世界的受害程度来说，腓特烈的命令比他的教条更有害。”
莱辛与克洛卜施托克一样，是在萨克森学校里受的教育。他是一个手工匠的儿子。他早年就对一切宗教没有好感。在胡登之后，他是德国诗人中第二个伟大的新闻工作者。他可以自由地追踪每天发生的大事，因为他不同于康德或赫尔德，有着教授的职位或传教士的讲台追着他回去，因此他能充分表现自己的世界公民的思想，创造了著名的名言“爱国主义是英雄式的弱点”，仅这一句话，就足以使他在德国，也许不止在德国，遭人憎恨。对于莱辛来说，民族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矛盾发展到了悲剧的程度；因为他在声称自己是法国思想家狄德罗的弟子的同时，又称自己为伏尔泰主义的世界公民，作为一个美学家，他反对法国浮华夸张的戏剧。他猛烈抨击“该死的普鲁士军舰”说，一个神经健康的人是不可能在柏林这样的城市生活的；同时他又在一个喜剧中赞扬德国知识界的精神，在这个戏中，他把腓特烈大帝时期的一个军官描绘为一个英雄，而剧中的恶棍则是法国人。他攻击褊狭的德国暴君的剧本只能拿到意大利去上演，他认为意大利是最值得崇拜的艺术之乡。他和犹太人相处得很好，他在《智者纳旦》一剧中为他的朋友摩西·门德尔森描绘了一幅肖像，这个剧希望世世代代德国人学会宽容。学校和剧院都能自由地宣传这种精神，因为18世纪的剧院，是具有启蒙思想的普通公民唯一能够表达自己思想的地方。
席勒问世——席勒的国际主义——沉思者和学者——流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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