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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_[德]艾米尔·路德维希【完结】(80)

  作为一个诗人,他总是通过写作来求得自己内心斗争的平衡。他像水手那样,一次又一次地,顽强地去通过那些众所周知的暗礁,以亲身经历其艰险。因此歌德最懂得男人的欲望,从生理上给予正确的解释和给予应有的地位。他内心的这种斗争,通过浮士德的独白和浮士德同靡菲斯特的对白为世人所周知。正是这部《浮士德》表明了歌德是如何对待人类内心的斗争的,他绝不同意理性可以轻易地使人战胜邪恶。发生在浮士德灵魂深处的上帝,同撒旦的这场赌博——歌德取自古代的民间传说,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只是在最后一刻,通过天使设下的陷阱,才使浮士德处于有利的地位。浮士德通过天使的话证明了自己的权利:“只有通过自己艰苦努力的人,我们才考虑给他补偿。”

  当这部著作最后达到圆满结束时,歌德已在自己的人生历程上走了80年了。但是,他还时常沉浸在年轻时期的感情里。上了年纪的歌德,就像一座火山,火星似乎快熄灭了,突然又喷出新的火浆来。因此,只有参考了歌德每部著作的写作年代,才能理解他的作品。他的全部作品犹如一部伟大的日记。与浮士德一样,他像着了魔似的,受好奇心的驱使,希望从各个方面去看世界。因此,年轻时,他什么事都希望试一试。把德国的历史区分为两个很不平衡部分的思想与行动之间的冲突,在歌德一生中,达到了最高峰。他进行了很多尝试,希望政权与思想之间的矛盾得到和解,但他完全失败了。

  《维特》(指《少年维特之烦恼》。——编者注)出版了,年轻的诗人突然名噪一时,魏玛公爵召他去宫廷,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一位聪明的年轻的德国亲王,居然承认一个普通的诗人的天才,并且在新思想的影响下,在大革命的前夕,决定走新的路子;也许他还希望在自己小小的领地内,取得人民的信任,这恐怕是他召见歌德的动机。歌德有自己的信念,他并不计较在什么样的国家工作。他只希望得到一块石头,在这上面他将雕琢出自己的思想。他是法兰克福一个普通公民的儿子,他的父亲并不富裕,但却对儿子的教育花了很大的心血。他生活在赫尔德、克洛卜施托克、莱辛的时代,他们的革命思想经常触动他的心弦,他自己当时又年轻,充满狂热和无政府主义思想,这一切,出身环境和性格,使他敌视一切特权,很自然地为人民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的思想所吸引。

  当时他27岁,突然从一个尚无基础的作家和律师投身于一个小公国的国家事务中去,担任大臣,满怀改革信心。由于大臣和国王都很年轻,特别是这位公爵对于国家大事远远不如对于女人和享乐那么感兴趣,因此开始时一切都很顺利。但是很快就遇到了阻力,他们两个人都受到容克地主和其他希望分享权力的人的攻击。不久连这位公爵也站到反对歌德那一边去了,因为他反对公爵挥霍浪费,甚至限制他毁坏农民庄稼的猎射野猪的活动。

  可以想象,歌德的一切改革建议都没有得到成果,因为这是在德意志帝国的一片土地上进行的,这个帝国当时正由三百多个反对社会进步的亲王统治着。数年之后,歌德在失望之余,实际上已处于半退休状态,他开始从事各种他感兴趣的活动。他操练士兵,编辑杂志,领导剧院,搜集头盖骨和各种肢骨,组织图书馆和博物馆,发表演说,创作露天剧场剧本,他希望通过这些活动使自己从事多样性工作充满信心;而这一切是在一个小小的,充满闲言碎语的城镇中进行的,他既受到恶毒的同僚们的攻击,也受到好心的朋友们的劝阻。

  歌德就在这种情况下大约牺牲了十年光景——从25岁到35岁,人生最美好的年华——为了实现他以思想精神治理德国的一种尝试。其结果是他当过外交官,为了某些方面的成功,不得不在很多方面让步;当过财政大臣和国防大臣,不断地生气、浪费时间,荒废了写作,但同时,他取得了丰富的经验,并感到,他已能从社会的角度,对自己已经学习和研究过的自然科学加以比较和补充。歌德在为魏玛公爵服务期间,偶尔也很得意,作为一个哲学家和作家,他从中获得不少养料,亲眼目睹国家结构的内幕,使他得以为以后的《浮士德》第二部及其他作品搜集到不少资料。

  就在这个时期,歌德开始潜心研究国家的性质,经过自己的亲身体会及学习,他最推崇的是美国。

  他在19世纪关于社会生活的预言,很大部分在20世纪中叶得到了实现。这种社会生活是建立在自由和国际主义基础上的。他在24岁时,开始涉及国际主义,那时他写道:“法国人,从头到脚,就和德国人一样简单”;可是到他80岁时,他写道:“我,一个只认为文化和野蛮主义是重要事情的人,怎么会憎恨法国呢?民族之间的仇恨,文化水平越低的地方,这种情绪越大。一旦你超越民族界限,与你的邻邦同甘共苦,把他们的不幸和欢乐当做自己的事,一切仇恨情绪就会消失。”

  在他三十七八岁时,歌德感到国家事务形将无法驾驭,他就跑到意大利去了。在那里,他休息了两年左右的时间,才从社会生活,特别是德国那样的政治生活中摆脱并恢复过来。

  歌德对德国的失望程度,比任何其他思想家都更严重,因为他曾经亲手引导过她的命运。没有人像他那样深刻地分析过德国人的性格。我们必须把精神思想和国家政权分开,这样才能看到,为什么从路德到歌德,从席勒到尼采,这些德国的知识分子,著名的艺术家,改革家和革命家,怀着比任何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更为痛切的心情来分析自己的国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被允许分享他们的权力,哪怕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因为这个国家的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都由一群愚昧无知的皇亲国戚和容克地主统治着。如此,德国的思想家站在一个大马戏团的篱笆外面,双手插在口袋里,从缝隙中看着那些企图用枪和鞭子驯服和控制野兽的人,不禁发出轻蔑的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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