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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_[德]艾米尔·路德维希【完结】(89)

  腓特烈·威廉三世像

  腓特烈·威廉三世(Frederick William Ⅲ,1770—1840),普鲁士国王(1797年起)。由于1806—1807年军事失利,而批准了施泰因和哈登贝格等提出的改革方案。曾长期屈从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与奥地利政治家梅特涅协调一致。在他在位的最后二十五年间,普鲁士国势日蹙。

  施泰因像

  施泰因〔Stein,(Heinrich Friedrich)Karl,Reichsfreiherr vom und zum,1757—1831〕,普鲁士政治家,普鲁士首席大臣(1807—1808),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私人顾问(1812—1815)。拿破仑战争时期,他在普鲁士推行广泛的改革,并促成欧洲最后一次反拿破仑联盟。

  另一个是来自民间的,不知姓名的健身操倡导者约翰,他主张以发展体育和体操增强德国。“这个奇怪的大个儿约翰的政治活动”,特莱切克写道,“开始向我们显示了某些给新德国脸上抹黑的歪曲形象——粗暴无礼,排斥异己,目空一切,蔑视良好品行和谦恭礼仪。这些不成体统的习惯,必然会伤害我们的年轻人,因为条顿民族好把坦率与粗暴混淆起来。这个有思想的民族的后代,崇拜一个吵吵嚷嚷粗暴无礼的老师,这是一种病态。”普鲁士历史学家在半个世纪以前,就精辟地预言了纳粹的品行。

  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又一次根据处在两个放荡的浪漫主义者之间的节俭谨慎的霍亨索伦的统治经验,最后认为为了应付拿破仑,军队必须改革;但他没有认识到,人民必须是这个改革的基础。他丝毫没有违背王室对他的传统教育,表现不忠。作为丈夫,他也很体面地处理了与可爱的令人销魂的妻子路易丝王后的关系,他也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胆小。他所缺乏的是激情,他对什么都爱不起来,也恨不起来。

  但是,为了使从腓特烈大帝之后就死气沉沉的军队得到新生,在没有伟大的将领的帮助下,就需要改革民权,而这是为已有三百年警察之国的历史传统所反对的。

  敢于率先向普鲁士旧制度发起冲击的是冯·施泰因男爵(1757—1831),这个有着一双蓝蓝的眼睛和大鼻子的独立的帝国男爵是这个时代的英雄,在本书这一章节开始就做过介绍。的确,他进行了一场自上而下的革命,热爱自由的人民倾向于自下而上的革命。但他不是一国之王,甚至不是普鲁士人,他只有依靠比他年轻得多的统治者的一时冲动,在他们的统治遇到了紧急情况时,才得以达到自己行动的目的,有如一个医生无法说服顽固的病人进行必要的手术一样,只有到了出现险情时,病人才被迫抬上手术台。难道国王没有理由担忧吗?一个陌生人闯了进来,敢于建议向统治国家的两大支柱容克的特权和农奴制开刀,而且这两部分是部队军官和士兵的主要来源。普鲁士的最高统治者听到这位出身高贵的绅士怒气冲冲地说:“1500万德国人的命运系在不谙世事,胡思乱想的第36代小暴君的身上。让那些贵族老爷不要忘了,在上帝的旨意下,普通的德国人是自由的。”这时,他一定若有所思。

  施泰因的仇恨逐渐转向容克地主,他对他们太了解了。他是在莱茵地区长大的,并且一度是那里的行政长官。通过朋友和来访者,他深深了解普鲁士特权贵族地主的傲慢和懦弱;他对被压迫农民的同情逐步增长,他认为农民是重大的牺牲者。甚至在灾祸之前,当时他已50岁了,他就提出推翻这一切的理由。他称易北河东部的城堡为“捕食邻里的虎狼之穴,把周围的一切糟蹋殆尽”。认为“如果他们想保持对国家的领导权,他们就必须放弃自命不凡,放弃他们的马群和狗”。

  国王能以国家重托赋予这样的人吗?国王情愿选择举止优雅而肤浅的冯·哈登贝格为大臣,因为他始终知道该怎么做,他不想触动整个制度。但是在第一次失败后,国王还是把施泰因也召来了。施泰因和哈登贝格之间很快就展开了争吵。施泰因希望国王解除三个亲信中一个或更多亲信的职务。但是国王大为生气并答复道:“现在我明白了,你是个顽固分子,依仗自己的才气,桀骜不驯,不考虑国家的利益,一味根据个人的意气感情用事。”施泰因很快被解除了职务。

  但不久,支持施泰因复职的恰恰不是别人,而是拿破仑。拿破仑不知道他的这一行动为他日后的不幸埋下了多大的祸根。拿破仑在提尔西特不十分精确地听到了哈登贝格和施泰因之间的分裂,他建议国王解除哈登贝格而召回施泰因,因为他希望这两个人继续矛盾下去,从而削弱普鲁士政府。就这样,1807年在提尔西特,拿破仑以为自己已掌握了别人的生杀之权,他可以制造一个国王,他可以消灭一个国王,他可以粉碎普鲁士,他可以做他想做的一切,就在这位统治者达到登峰造极的时候,他为自己的敌人打开了一条给自己以致命打击的,使自己注定要失败的道路。在这里我们不需要更多地去阐述天意。

  施泰因被无礼免职六个月后,国王以一纸口气冷淡简短的书信把他召回,并赋予他普鲁士国家最高领导权,此时,男爵正躺在病床上;但他还是立即回信表示接受,没有要求道歉或提出任何条件。当他赋闲在拿骚城堡,并被迫无聊地听取一系列失败的报告的几个月中,他已彻底研究过了普鲁士制度上的缺陷,写下了拯救国家的条文。现在终于大权独揽,他把整个身心投入国家事务中去,当时他在梅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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