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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_马雅贞【完结】(13)

  同时,董其昌文集内的这两则记录提醒我们,近年来学界对于明代社会的新理解,如商业繁荣、出版业兴盛、糅杂的雅俗文化等,[7]和同时频频发生的寇乱边事并非分属不同的世界。王鸿泰最近的研究指出,晚明士人的文化与城市生活,和同时存在的边防战事其实不无关系,认为明代士人的习武风尚和异类交游是在国家危机、社会繁华以及个人挫折的复杂情势下衍发出的时尚。[8]士人文化与寇乱边事的关系不仅有间接的尚武风气,还包括对于战争的直接表述,不论是嘉靖年间(1522~1566)倭寇所引发的海防课题,还是万历年间(1573~1619)的三大征等,参与其中的官员乃至直接或间接受到影响的民间,都有相应的图像和文化表述。以“嘉靖大倭寇”为例,过去学者多视之为私人海上贸易冲突的结果,最近从信息传播以及万历年间出版和地方官的角度,来反思晚明之所以流传特定倭寇形象的讨论,[9]便可见寇乱并非只是军事或经济问题,其文化面向的意义仍有待开发。艺术史学者石守谦也曾指出,金陵文化的主导者从权贵豪富转移到地方文人,与苏州文士为避倭乱而寄居南京不无关系,且对浙派绘画的发展有所冲击。[10]而倭乱除了对嘉靖时期的江南文化有间接影响外,也引发了直接的响应。当时平倭的参与者就曾制作相应的图像,并邀请江南文士题赠诗文。例如嘉定人王翘就曾为受谗谴的邵应魁绘制战功图,徐学谟(1521~1593)、王世贞(1526~1590)和王世懋(1536~1588)都题诗贻之。[11]此外,坊间也存在可能为苏州片的《胡默林平倭图》,[12]以及描述胡宗宪(1512~1565)平定王直(汪直)和徐海勾结倭寇、侵犯闽浙沿海事的《胡少保平倭战功》小说等。[13]可见不论对明代文士还是商业作坊而言,战争都并非置身于外的事件,而是艺文生产活动的一环。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和明代战争相关的文艺论述,都以个人事迹为中心,尤其是围绕特定官员的勋功,与清代乾隆以后多以交战对象来表述的方式很不同。为什么明代牵涉多方的战争,多以个人勋迹来总结?这种现象与纪念战功的官员并不限于武职(如邵应魁将军),也包含层级更高兼理军政的文官(如李化龙、胡宗宪少保)间有什么关系?究竟明代这些和战争相关的文本与图画,出现的脉络为何?以下先厘清战争图的相关问题,讨论其出现与官员视觉文化的关系,并以版刻个案分析明代战勋相关图绘的发展,最后略论其影响。

  一 明代官员的战争图

  描绘当代战争的图画在传统的书画著录中几乎完全不见踪迹,也少见于一般的绘画图录,但若检索明人文集,其实可以发现不少纪念官员战勋的相关战争图条目。之中除了少部分如《题李广利伐宛图》是题写描绘过去征战的图画外,[14]绝大多数应是明中叶后针对时人时事所题。其中题写纪念武将的战功图,如《题陈总兵百战图二首》、[15]《题张将军百胜图》、[16]《凯旋图为总兵官彰武伯杨公题》、[17]《题邵将军海上战功图》、[18]《题大将军出师图》、[19]《大海波宁图为沈将军赋》等,[20]却非文集资料中的大宗。相反的,为兼辖军政的文官所描绘的战争图数量较多。除了类似的命名如《凯旋图序》(总督王以旂)、[21]《凯旋图颂》(副都御史罗明)、[22]《出师御敌图记》(宪使李君)、[23]《刘观察出师图序》、[24]《题岭海升平图寿殷中丞》、[25]《题熊心开中丞闽海升平图》外,[26]文官战勋图涵盖的画名还有《临戎决胜图序》(河南都御史邓璋)、[27]《大司马大总制范溪郑公制虏图序》,[28]以及强调平定主题的《朱宪副平贼图记》、[29]《西平图咏序》(云南巡抚陈用宾)、[30]《平蛮奏凯图为司徒王公赋》等。[31]可见作画纪念战勋并不是武将的专利,负责边事兼理军政的中高层文官更是明代战争图的重要主角。

  图1-1 明《平番图》卷 绢本 设色 43.8厘米×971.2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文官战勋图在文献中数目较多和文集的性质有关,仕宦网络的相互题写而得以留下记录的机会自然较多,不过其他因素的作用也值得考虑。首先是收藏流传的问题,士人家族累世的社会经济地位使其不仅具备保存先祖文物的条件,后世子孙也较可能延请其他文士题跋,而增加被记载的机会。例如,弘治年间罗明(1429~1489)的《凯旋图》就是“越四十六年,嘉靖甲午(1534)某(徐阶)始从其孙元凯观之”,[32]清代陈用光(1768~1835)甚至观看了秦瀛(1743~1821)《八世祖舜峰先生会试朱卷及凯还图画像》,[33]均是经过几个世代的家族收藏后,请人题写而留下的记录。相对来看,武将的战争图绘并未出现跨越数代的家族收藏记载,也未见传世作品。另外,除了保存和流传的优势外,文官战图的制作情境似乎也较多元。虽然文集中关于武将战勋图的制作脉络资料有限,但从上述《邵将军战功图》来看,乃幕客王翘为受谗谴的邵应魁绘制,或为邵氏所主导的可能性很大。文官的战勋图亦有自己“属善绘者貌其平贼之状”,[34]但更多资料显示经常为其属下和部民所作,更不乏武职僚属所赞助者。例如,《郑公制虏图》是“上谷民部赵君某、大将军麻君某、少参刘君某、佥宪刘君某、副总兵董君某,念奇绩不宜泯泯,且当公岳降之辰,乃绘图上寿”;[35]《刘观察出师图》乃部属参将艾升“追叙前勚,以出师绘图”;[36]王以旂的《凯旋图》亦是“镇守总兵王君缙奉公部曲,乃绘凯旋图以状军容之盛”。[37]可见武将隶属于文官之下,战勋亦常归属上司,再加上这些和文官个人战勋有关的绘画有时也会和祝寿结合,像前述《题岭海升平图寿殷中丞》与《郑公制虏图》便是典型的例子。多元的制作脉络使然,无怪乎战功图多以文职官员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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