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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_马雅贞【完结】(3)

  四 “太祖实录图”、《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与帝国武功

  小结

  第六章 帝国武勋图像之成立一 从《平定准噶尔回部得胜图》到《平定金川得胜图》

  二 《平定金川得胜图》及其后

  三 帝国武功图像的确立

  小结

  结论

  参考书目

  索引

  后记

  导论

  作为极少数的满族何以能够统治中国近三百年,可以说是清史研究的核心课题。“汉化说”认为满洲人接受并与汉人文化同化是清朝成功的基础,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新清史”研究则认为满族主体性才是维系清帝国的关键;前者多强调清朝对明代官制与儒家思想的承袭,后者虽不否认汉文化的影响,但更关注于非中国传统官僚体制、清帝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方式等面向。[1]尽管学界相关的回响与讨论很多,[2]也不乏替代模式的提出,[3]但由于双方对于“汉化”的定义未必一致,所关注的层面也不甚相同,因而被称为是“没有交集的对话”。[4]的确“汉化说”与“新清史”的最大分歧之一,容或在于前者所重视的中国传统官僚制度与文化于清代之传承,却不是后者研究的重点;后者侧重的满洲独特之八旗制度、尚武文化或是多民族帝国的统治策略,也非前者关怀的核心。如果“汉化说”主要以中国本土社会为范围,聚焦于满人对汉人政治传统的受容,“新清史”则更看重满洲统治集团如何维持对蒙古、西藏、汉人等多民族的支配,而着重研究清帝国和边疆族群的关系,[5]可以说两方讨论偏重的统治对象与区域有所不同。理论上二者的研究应该在中国本土的汉人社会有所交集,但一般来说,“新清史”在主张满人作为外来征服集团,需以八旗制度等来强化满汉定位之余,或也认可清朝并行中国传统的王权思想以获取汉人的支持,[6]或将之整合在清帝国超越所有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共时皇权(simutaneous emperorship)之一部分,[7]而未就满洲皇帝于中国本土的统治与“汉化说”有更深入的对话与讨论。换言之,虽然“新清史”强调满人主体性而引入了族群认同、多民族关系等面向而丰富了清史研究,但除了少数触及清帝透过南巡与江南士大夫和商人的互动外,[8]“新清史”基本上是透过包融“汉化说”,一方面认可中国传统王权对清廷的影响,另一方面将之诠释为或与满洲人集团的统治正统性并行,或视中国本土为清多民族帝国的一环,而并没有完全撼动“汉化说”对于满族何以能够统治中国本土社会此一问题的答案,也就是清廷采取的汉化政策(不论是“汉化说”隐含的被动还是“新清史”强调的主动)。

  如此的回答难免令人感到老调重弹,尤其是清史研究在这些年“新清史”高举满洲主体性的洗礼之后,汉化政策仍是满族能够统治中国本土社会的关键因素;然而,如果我们换个方式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提问,何以中国本土社会被极少数的满族统治近三百年,就会发现既有的答案和“新清史”批评“汉化说”忽略满洲主体性一样,汉人作为历史主体的能动性容或也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倘若“新清史”提醒我们,清廷对于满洲以少数族群统治占大多数的汉人十分自觉,维持满人统治与满人集团的凝聚性是清朝统治成功的重要条件,以八旗为例,其制度的发展也随着时间有所变化;[9]那么汉人在同样满汉比例悬殊的历史情境下,又何尝没有意识到自身被支配的地位?换句话说,清廷采纳了汉人传统的王权思想,就足以让汉人长期接受满人的统治了吗?满洲皇帝以儒家思想作为汉化政策的核心,即能赢得儒家精英的长久支持吗?满人对汉人近三百年的支配关系,除了中国传统王权与汉化政策,是否还需要其他的机制与过程才得以确立并维系?

  一 皇清文化霸权

  本书借用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概念,[10]来思考满人对汉人的支配关系。文化霸权原本是用来指涉资本主义制度下文化与权力的关系,讨论支配群体如何透过文化象征等作用,促使被支配者默认接受其从属地位,但对历史学的讨论而言也可以有所启发。[11]尤其统治者如何赢得被支配者对既有社会秩序的共识、如何持续地创造其合法性以维持其支配地位,被支配者又如何参与使其被支配合法化的共谋之中,以及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文化并非界线分明而是可穿透的等概念,更能帮助我们分析极少数的满族如何长期成功支配绝大多数的汉人。

  相对于其他征服王朝,清朝宫廷除了采纳汉人的王权传统之外,最值得注意的便是其对士大夫文化的积极收编以建构其皇权。以康熙朝为例,宫廷开始大量地实行当时盛行于文士间的艺文模式,并将之转换为皇权和清宫文化的一部分。包括将盛行的晚明董其昌(1555~1636)绘画风格收编成为清宫院体之一的正统画派;[12]模仿当时流行的董其昌等帖学书风,成立御书局大量颁赐御书;[13]受到明清官员以战事为中心的奏议合集的影响,首创将上谕与奏折等加以编纂的官修史书方略;[14]承袭明清文人出版诗文集而刊刻大量御制诗集;[15]转换明清文士的园林诗作与图绘而为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16]其中的御制诗一改文人唱和的社交取向,而加入大臣的批注来见证皇帝博学圣德,图画则无文士园景图聚焦于近景的小品模式、季节变化、人物等引领观者游览的元素,而借由数量庞大的景点与广阔园景显示皇家苑囿的宏阔气度等。[17]这些康熙转换与收编明清文士文化的举措为其他征服王朝所未见,不仅为乾隆帝发扬光大,后续的清帝也多少有所承袭。即便是汉人皇权,也没有对时下盛行的各式文士文化有如此高度兴趣者。历代皇权对士大夫文化的态度,虽然不无少数如宋徽宗(1082~1135)或明宣宗(1399~1435)等以文艺事业著名的皇帝,[18]但也不乏对文士有所忌惮的皇帝如朱元璋(1328~1398),[19]而像盛清皇帝如此积极又全面地收编当时流行的士大夫视觉文化以形塑皇权者,[20]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是故不能仅以“汉化”泛论之,而必须重视其形塑皇清文化霸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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