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2] 板仓圣哲：《蘇州片と“倭寇図巻”“抗倭図巻”》，第117～131页。关于苏州片的讨论，见杨臣彬《谈明代书画作伪》，《文物》1990年第4期，第72～87、96页；Ellen Laing，“Suzhou Pian and Other Dubious Paintings in the Received Oeuvre of Qiu Ying，” Artibus Asiae 59：3/4（2000）：265-295；李仲凯：《话说苏州片》，载氏著《赝品述往》，泰北文艺出版社，2004，第99～110页。
[163] 关于明清《清明上河图》仿本图式的讨论，参见古原宏伸《清明上河图》（上）、（下），《国华》第955、956期，1973年2月、3月，第5～15页、第27～44页；王正华：《过眼繁华：晚明城市图、城市观与文化消费的研究》，收入李孝悌编《中国的城市生活：十四至二十世纪》，联经出版公司，2005，第1～57页；马雅贞：《中介于地方与中央之间：〈盛世滋生图〉的双重性格》，第287～289页。
[164] 张鉴：《冬青馆集》甲集卷四《文征明画平倭图记》，第5页b～11页a。参见仇英《倭寇图卷》。后者见中国国家博物馆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历史画》，第54～67页。山崎岳对此图记有更多历史相关的考证，参见山崎岳《張鑑“文徵明畫平倭圖記”の基礎的考證および譯注──中國國家博物館藏“抗倭圖卷”に見る胡宗憲と徐海？》，《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研究提要》（23），2013年3月，第348～365页。
[165] 关于王翠翘故事于明清之流行，参见陈益源《王翠翘故事研究》，里仁书局，2001，第1～54页。相对于张鉴对翠翘、绿姝和其所乘坐鹿头船的描绘，《抗倭图寇》虽可指认出人物，但刻画得不像张鉴所言那般细致。而传仇英的《倭寇图卷》则完全不见此船的出现。不知是与质量精细度有关，还是母题发展时间的差异。
[166] 比对《胡默林平倭图卷》的描述与《抗倭图卷》，可以辨认的有胡宗宪、赵文华、阮鹗、赵孔昭、四文臣（可能为郎中郭仁，副使刘焘或徐汝，参政汪柏，参议王询）、徐珏、尹秉衡、卢镗、翠翘、绿姝等。
[167] 山崎岳考证乍浦、沈庄之役的史实后，亦认同《抗倭图卷》为纪念胡宗宪的勋迹而作。山崎岳：《乍浦、沈庄之役重考：〈抗倭图卷〉虚实的探讨》，《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3年第6期，第56～60页。
[168] 佚名：《戚南塘剿平倭寇志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据北京图书馆藏明刊本影印。
[169] 陈大康：《明代小说史》，第585、593页。此外尚有以明中期于谦（1398～1457）事迹为题材的小说《于少保萃忠传》，插图收入汉语大词典出版社编《中国古代小说版画集成》第4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第873～914页。
[170] 例如文人与艺术家写照就有文以诚的专书，Richard Vinograd，Boundaries of Self：Chinese Portraits，1600-1900（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皇帝的肖像更是近年来备受瞩目的议题，例如Cheng-hua Wang，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ship，148-272；Hui-chi Lo，Political Advancement and Religious Transcendence；陈葆真：《〈心写治平〉──乾隆帝后妃嫔图卷和相关议题的探讨》，第89～150页。
[171] 杨新：《明人图绘的好古之风与古物市场》，《文物》1997年第4期，第53～61页。
Ⅱ 战勋与大清：清代前期战勋表述的文武取径
第二章 战勋与满洲：“太祖实录图”与皇太极对满洲意识的建构
明代官员宦迹图与战勋图的流行除了不限官员圈外，也跨越中国边境。随着万历出兵帮助李朝抵抗丰臣秀吉（1537～1598），个人勋迹图绘的盛行不仅延烧到参与的明代官员，例如目前藏处不明的《征倭纪功图》即是纪念明朝水军都督陈璘的事迹，[1]也促发了朝鲜官员制作相关的图像，影响了李朝的战勋图。例如吴熙常（1763～1833）所记刻画郑文孚（1565～1624）于双浦战胜日军的《临溟破倭图》，是“麾下姜文佑目见其鏖战之状，写为此图……公孙某摹写一本，藏为子孙示，属跋于某”，[2]制作和流传脉络都与明代官员战勋图相近。而安邦俊（1573～1654）为殉节而死的赵宪（1544～1592）编辑《抗义新编》，包括“躬耕养亲图、礼宾师奴图、持斧伏阙图、徒步过岭图、请斩倭使图、清州破贼图、锦山死节图、七百义冢图”，[3]也与明代官员宦迹图类似，是依时序描绘事迹。这些李朝官员勋迹图的制作很可能是因为壬辰倭乱引发相关战勋图的制作与题写，而将晚明官员宦迹图与战勋图流传至李朝。为《抗义新编》书序的李廷龟（1564～1632），[4]就记有“吴游击宗道送帖于汉阴李相国，并送锦绢为两轴，求得东韩诸文士题咏……一则以游击东征凯旋，图画其事，题曰请缨奏凯二首”，[5]可见明人请朝鲜士人为其战勋图题咏的例子。虽然这些案例都与壬辰倭乱有关，但个人战勋图的影响可能延续至之后。作于17世纪后半期的《北关遗迹图帖》描画了朝鲜历代从吴延宠（1055～1116）到郑文孚共八位官员的相关战争事迹，[6]虽然收入人物的时代范围大，但以官员战迹为中心的做法，可能也是承袭晚明以来的风潮。
如果晚明这股描绘官员勋迹的流风播及邻近的李朝，就时间的同时性与地域的邻近性来看，同样与明朝接触频繁的满洲受明代宦迹图的影响应该也不令人感到意外。本章以皇太极（1592～1643）于天聪九年（1635）所完成依时序记录努尔哈赤事迹的“太祖实录图”为中心，首先还原其可能样貌以作为讨论其与晚明官员宦迹图关系的基础；进而与《太祖武皇帝实录》比较，论述“太祖实录图”与皇太极建构满洲意识之关系；最后比较“太祖实录图”与晚明官员战勋图的差异，尤其侧重“太祖实录图”战争母题的发展如何深化战图的表现，有效地呈现满洲开国的进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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