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留存的资料有限，但明代中后期以来官员战勋图的传统，到了康熙朝并未中断。由于清代鲜少以文官督军，清代文集中的官员战勋图资料比明代少很多。但就目前留存下来的文献与图像材料来看，康熙朝更迭的战事，不论是平定三藩还是征讨噶尔丹的战役，参与其中的官员如同晚明的文官武将仍然作有不少相关的纪念图像。如湖广总督之《蔡毓荣南征图》卷，[1]其中《洞庭之战》（图3-1）与明代《三省备边图记》之《柘林破海寇图》（图2-1）类似，都以主角面对左方水域战船来呈现督军水战的场景。江西总督《董卫国纪功图》卷（图3-2）卷首的军仗行列，[2]也令人联想到晚明《剿贼图记》一开始的《入境御贼图》（图3-3）与《安南来威图册》中的《星轺就道》（图3-4），都是描绘主角在旗仗伞盖簇拥中向左方前进，为接下来的战争叙事开场。康熙朝的战勋图不仅主题与表现承袭前代，其制作背景也和官员的宦迹密不可分，《董卫国纪功图》卷便录有《抚州府崇仁县合邑绅衿里民颂总督部院大老爷董德政歌》与《乐安县颂德歌》，[3]和《安南来威图册》附《奏绩序》来歌颂政绩的做法接近。[4]可见明代宦迹与战勋图绘的传统，仍为康熙朝所接续。
图3-5 清《闽颂汇编》之《平海图》，“设站运米” 上海图书馆藏
不过，清代的官员战勋图在康熙朝的历史脉络下，也有不同的发展。《蔡毓荣南征图》卷中出身汉军正白旗的主角，不再依循明代官员以一袭官服督战的形象，而改以戎装上阵的表现，跳脱了如石茂华（？～1584）《平番图》卷以来的明代文官框架。个人形象之外，《董卫国纪功图》卷的出师行列不止于军容阵仗的排场，还增添了道路两旁百姓跪迎的描绘，在平定三藩的政治背景下，与卷前书有强调平乱安民、“广布皇仁”的《出师颂》一样，饶有凸显王师来到安定民生的作用。[5]可以说都是在传袭明代官员战勋图之外，因应政治脉络的调整。
除了转化明代图像外，康熙朝官员的相关战争图绘还出现了新的主题。明代战争的相关纪念图像均以直接参与攻防或间接督战的文武官员为主，除了战斗场景外，描绘的也都是战争发兵、受降或赏功等牵涉战士和敌俘的题材。康熙朝则扩及协助战事的后勤事务，描绘官员负责运粮辎重的任务。例如纪念姚启圣（1624～1683）功绩的《闽颂汇编》之《平海图》系列中，就有“设站运米”（图3-5）的主题。[6]范承烈《北征督运图册》（图3-6）（禹之鼎，中国国家博物馆）、[7]宋大业《北征督远图册》（王翚）、[8]陈元龙《扈从北征图》（禹之鼎、王翚），[9]主角都未直接参与平噶尔丹的战役攻伐，而以文官身份协同督运的官员。三位协运官员均绘图纪念此事迹，一则显示此役的重要，而得以衍发出新的主题；二则新主题也是在宦迹与战勋图绘流行的脉络下推展而生。
图3-6 清《北征督运图册》册页之一 绢本 设色 38.4厘米 × 41.1厘米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3-7 清《康亲王平定四省大功图》 第一幅 32厘米 × 64厘米 日本国立公文书馆藏
图3-8 清《红苗归化图》拓片 86.5厘米 × 229.5厘米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图3-9 清《黑番投诚图》拓片 87.5厘米 × 235.5厘米 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藏
进一步来看，康熙朝战勋图绘的规模和展示性，比起明代似乎有增大的现象。如果明代《安南来威图册》、《三省备边图记》与《剿贼图记》透过刻版刊印，突破绘画媒材的限制而大量复制战勋图像，康熙朝甚至出现了更大型的计划。例如纪念康亲王杰书（1645～1697）平定三藩的《康亲王平定四省大功图》（图3-7），[10]共刻印五十张图，此数量不仅是前述明代《三省各边图记》的两倍，每图高32厘米、宽64厘米的尺寸更是惊人。除了扩增刻板的规模外，康熙朝尚有将战争相关事迹刻绘上石的做法。现存各宽两米余的两方大型拓片《红苗归化图》（图3-8）与《黑番投诚图》（图3-9），[11]描绘鄂海（？～1725）任湖广总督时，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亲往苗寨招其酋长……苗人悉归附”，[12]以及康熙五十一年（1712）“黑番效顺”的事迹。[13]根据西安《大慈恩寺》的记录，此二石原来是镶嵌在大雄宝殿北门外两侧的砖壁上。[14]不论就尺寸还是地点来看，两方石刻比起版印流传都更具公开展示的效果。
这两个案例选择盛大规模的原因虽然不尽相同，[15]但都显示战勋图对宣扬官员功绩的作用不可或缺。以鄂海的例子来看，《红苗归化图》与《黑番投诚图》不论标题还是构图都两两相对，将其任湖广总督时对治下少数民族的两项事迹并列。鄂海抚苗的功绩其实获得的回响较大，抚苗疏上呈康熙帝后，翰林院士作《红苗归化恭纪诗》，鄂海及其子达礼善还刊刻《抚苗录》并附《红苗归化恭纪诗》。[16]相对而言，黑番投顺的记载很少，应该不是特别受到重视的事功，但是两图并列的对照效果，使其成为与抚苗相提并论的勋迹。[17]这种直接以图像宣扬功勋的方式，也可以在《康亲王平定四省大功图》中看到。不同于明代《三省备边图记》与《剿贼图记》以“图记”为题，战役的图像与文字说明同等重要，《康亲王平定四省大功图》则直接以“图”为题，附于图后的歌颂诗文相当于题跋，加强了以图为宣扬核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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