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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_马雅贞【完结】(43)

  图3-11 清《康熙南巡图》第十二卷(局部)绢本 设色 67.8厘米 × 2612.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资料来源: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54~55、58~59页。

  图3-12 清《康熙南巡图》第十卷(局部)“较场” 绢本 设色 67.8厘米 × 2559.5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资料来源: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34页。

  图3-13 清《大阅图》第二卷(局部)绢本 设色 68厘米 × 1757厘米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资料来源: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158页。

  同样的,《康熙南巡图》第十卷与第十一卷描绘康熙帝巡幸金陵,[40]虽然因涉及前明奠基之首都,以及阅兵和水师的军事场景,而可与帝国武力的展示联系起来,但若深入观察,却也会发现不尽如此。[41]第十卷(图3-12)固然以较场校阅为整卷高潮,而会让人联想到清朝军力凌驾明朝的事实,但诚如Maxwell Hearn所言,此段在展现骑射军力的同时,其实不无个别士兵狼狈追赶马匹的幽默元素,[42]而无正式阅兵图像如《大阅图》(图3-13)浩大军伍的震慑威力。的确,若与《乾隆南巡图》南京卷(图3-14)的整饬兵队场面相比,[43]康熙卷中观看的人群远多于士兵,还有赐绢帛老人缓缓加入同观,以及挑着箱盒的人赶忙前往看台后准备宴会等插曲,而让整个阅兵景象显得活泼纷闹。此卷卷首也题曰:“驾亲临较场,集驻防官吏,校阅骑射,恩赐筵宴。于时云䍐霓旌,照耀大地。父老提携,孩稚扶杖聚观。士奋雄武,民戴恩慈,真千载之极盛也”,[44]强调的亦是皇帝与兵民合欢的盛况。呼应的或许亦是康熙《过金陵论》中,对于朱元璋以金陵形势为凭但明代仍不免灭亡而发的警惕:“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45]因此,第十卷的阅兵场景虽然与帝国的军力展现有关,但重点在于皇帝与兵民的和乐相融。同样的,第十一卷卷末船舰的壮丽场面,也不能直接视为帝国水师兵力的展示。虽然此卷“水师之盛,展卷可睹”,但卷首的说明特别突显的是这次舟行之顺利,“惟时江神献祥,风伯从令,楼船画舰,顺流而下。银涛碧浪之中,开帆捩舵,操纵如飞”。[46]此卷之所以强调顺风而行,很可能是因为此次(第二次)南巡渡长江的安畅,与第一次南巡时“挂帆瞬息凌长风”的危险形成莫大的对比。[47]第一次南巡的惊险经历,让康熙帝特别写《操舟说》来抒发其对“乘国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则民安矣”的体悟。[48]第十一卷特地突出第二次南巡渡江之顺利,重点应该不在展现帝国水军的战力,至少无意如《蔡毓荣南征图卷》之《洞庭之战》那样展示战舰整齐排列的气势,却是以船首方向不一的随机样貌,呈现出随着江浪顺风前进的自然波动。如此对顺风渡江的描写,与《操舟说》中“航安则民安”的寓意相合,也与第十卷帝王与军民和乐相融的主旨相呼应。[49]

  如此来看,康熙帝无意沿袭明代以降的官员战勋图传统,也不制作宫廷图绘来形塑其个人的武勋成就。他所发动的大型宫廷图绘计划,呈现的都是康熙皇帝的仁德圣主形象,莫怪乎他的谥号为“圣祖”,这也是本章主标题名为“圣”祖的原因之一。

  图3-14 清《乾隆南巡图》南京卷(局部)绢本 设色 70.6厘米 × 998厘米 法国吉美博物馆藏

  三 康熙朝官方武勋文化的建构

  虽然宫廷的图像计划均未强调康熙的武功,但是若跳脱视觉记录来看,便会发现战争主题不只是康熙时期官方文化表述的重点,还开创了新的记述武勋的模式,而为后来的乾隆皇帝所继承并发扬。近来学界已经开始注意清代军事文化的兴盛,乾隆朝纪念战争的方式尤其令人注目,不仅实行大型军礼如大阅和木兰秋狝,献俘与郊劳等与得胜相关的典礼更是盛大,而且所立记述武功的战碑数量多、尺寸大、广及帝国,并大量在全国的文庙/学校竖立,声势浩大地跨越甚至逆转了传统文武的界线与等级。[50]值得注意的是,乾隆朝突显战勋的方式,可以追溯到康熙时期。

  以在国子监/孔庙竖立战碑为例,最早便是康熙四十三年平定朔漠后,告成并勒石于国学“大成殿甬道之西”。[51]雍正三年平定青海后,依循前例,将战碑立在康熙碑的对面“大成殿甬道之东”。[52]之后乾隆平定金川、准噶尔也都依例立碑。同样的,乾隆平定金川、准噶尔等所敕撰的方略,也是康熙时率先创立的体例,包括《平定三逆方略》、《平定朔漠方略》等一连串的制作,开启了日后清代官修方略的先河。[53]其中《平定朔漠方略》甚至还由武英殿刊刻,“颁行中外,昭示臣民”,[54]可见康熙并非无意建构帝国武勋,只是未选择视觉的模式,而以文字碑刻为主。

  倘若如此,为什么康熙朝创造发展了方略与勒石太学的纪念武功模式,在官员与贵族战勋视觉文化方兴未艾的同时,宫廷却刻意排除了武勋图像的制作呢?为什么官方对战勋图像和文本的制作有不同的考虑?究竟应该如何整体理解康熙朝的战争文化表述?

  若进一步检视康熙朝所创造发展的武勋文化,就会发现其试图将战勋提升到帝国仪典的层次。康熙于国子监/孔庙所竖立的战碑“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即是一连串帝国武勋仪典的一部分。康熙平定朔漠后,除了遣官致告天、地、宗庙、社稷、陵寝等常见的典礼外,还包括过去军礼少见的“遣官告祭先师孔子”。[55]他对此举的解释“考之《礼·王制》有曰:‘天子将出征,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又《礼》:‘王师大献,则奏恺乐,大司乐掌其事。则是古者,文事武事为一……故受成献馘,一归于学,此文武之盛制也”,即书于“平定朔漠告成太学碑”,[56]使之成为文武并列的帝国军礼。告成太学与勒石纪功自此成为之后清代军礼的一环,即便雍正与乾隆并无亲征,仍援引此而形成体例。同样的,康熙时新创的敕撰方略,也成为之后《大清会典》军礼的一部分。在“遣官致祭……先师阙里,复告成太学,勒石纪功”后,便是“以平定方略,宣付史馆”,[57]可见康熙朝所新创的战碑与方略,亦成为帝国仪礼的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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