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四，康熙三十六年七月，第971页；梁国治等奉敕编《钦定国子监志》卷三《御制》，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00册，第41页。
[56] 《清实录·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一百八十四，康熙三十六年七月，第971页；梁国治等奉敕编《钦定国子监志》卷三《御制》，第39～41页。
[57] 昆冈、刘启端等纂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四百一十一《礼部一二二·军礼一》，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810册，第492页。
[58] 姚继荣：《清代方略研究》，第77页。
[59] 温达等编《圣祖仁皇帝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54册，第452页。
[60] 《清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十，元年四月，第143页。
[61] 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137-138.
[62] 不过康熙早年有《康熙戎装像》，北京故宫博物院藏，但尺寸不大（112.22厘米×71.5厘米），一般认为是年纪尚轻的康熙形象。图版见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4页。另外，冯金伯《国朝画识》引《图绘宝鉴续纂》，提到黄应谌于“康熙中圣祖命创阅武图稿”的记录，与胡敬《国朝院画录》卷上的记录相同，但不确定具体的图像为何，且仅有图稿而无成图的记录，有待进一步研究。冯金伯：《国朝画识》卷二，收入徐蜀编《国家图书馆藏古籍艺术类编》第20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据清道光刻本影印，第26页a～26页b；胡敬辑《国朝院画录》卷上，收入北京图书馆出版社辑《历代书画录辑刊》第1册，2007年据清嘉庆刻本影印，第1页a。描绘乾隆狩猎的画作很多，部分可能与明代以来帝王行乐图的传统有关，例如《乾隆一发双鹿图》轴上，乾隆的题诗言“十年前事图行乐”。图版参见徐启宪主编《清宫武备》，商务印书馆，2008，第40页。关于明代帝王行乐图的讨论，参见Cheng-hua Wang，Material Culture and Emperorship：The Shaping of Imperial Roles at the Court of Xuanzong（r. 1426-35）（Ph. D. diss.，Yale University，1999）；Hui-chi Lo，Political Advancement and Religious Transcendence：The Yongzheng Emperor’s（1678-1735）Development of Portraiture（Ph.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2009）。同样描绘乾隆与少数臣员狩猎者尚有《乾隆猎鹿图》横轴、《乾隆射猎图》横轴、《乾隆刺虎图》轴等，图版参见徐启宪主编《清宫武备》，第34、42、50页。描画乾隆单独射猎者则有《乾隆射熊图》轴、《乾隆逐鹿图》轴与《乾隆击鹿图》轴等，图版参见徐启宪主编《清宫武备》，第26、205、36页。不过部分画幅尺寸相近，主题不同者据说有好几件，或为成套的作品，参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绘画》，第257页，图87图版解说。而《乾隆刺虎图》轴与《乾隆射鹿图》轴尺寸也很接近，中后景也同样出现帐幕，或许也有配套关系。Rawski，Evelyn S. and Jessica Rawson eds.，China：The Three Emperors，1662-1795，394-395.目前所见最完整的图版见煮雨山房辑《故宫藏历代画像图鉴》，北京古籍出版社，2005，感谢郑孟姗告知此图录。此大幅成套的做法与明代帝王行乐图不类，其中的意义有待进一步研究。
[63] 关于清代军礼的讨论，参见Joanna Waley-Cohen，The Culture of War in China，66-88。
[64] 图版见聂崇正《失群的〈大阅图〉卷》，收入氏著《清宫绘画与“西画东渐”》，紫禁城出版社，2008，第107页；徐启宪主编《清宫武备》，第3页，图1。
[65] 清高宗御制，董诰等奉撰《御制诗集·四集》卷八十一《新衙门行宫杂咏书怀》，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08册，第701页。
[66]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23册，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十四日如意馆，人民出版社，2005，第480页。
[67] 图版参见聂崇正主编《清代宫廷绘画》，第151页。
[68] 有些学者认为此件是乾隆四年（1739）初次大阅所作，如毕梅雪《郎世宁与中国十八世纪帝王肖像的复兴》，《故宫博物院院刊》2004年第3期，第92～104页。其他学者则从上述御制诗与档案推测此件即为文献所记录的作品。朱家溍：《清高宗南苑大阅图》，《故宫退食录》，北京出版社，1999，第61页；刘潞：《〈丛薄行诗意图〉与〈清高宗大阅图〉考析──清代多民族国家形成的图像见证》，《故宫博物院院刊》2000年第4期，第15～26页，后收入氏著《融合：清廷文化的发展轨迹》，紫禁城出版社，2009，第267～282页。另外，柯娇燕认为《乾隆大阅图轴》的马乃1757年《哈萨克斯坦贡马图卷》（法国吉美美术馆藏）之贡马，故亦推定《乾隆大阅图》轴为1757年之后的作品。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272-275。不过若比对两马的花色，并不符合。
[69] 毕梅雪于2006年即暗示《乾隆大阅图》轴风格较接近乾隆初期，并推测御制诗与档案文献所载应为另一件作品。Rawski，Evelyn S. and Jessica Rawson eds.，China：The Three Emperors，1662-1795，405.另外，虽然活计档中并无《乾隆大阅图》轴的直接记录，但乾隆四年如意馆有“太监毛团传旨着画大油画”的数条记录，包括准备“头号高丽纸、颜料”与装油画颜料的“猪尿抛（泡）四个”等，可能即因此作为御容而受到的特别重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编《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总汇》第9册，乾隆四年二月十三日如意馆、乾隆四年四月十日如意馆、乾隆四年正月三十日画院处、乾隆四年四月油画房，第167、169、175、1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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