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7] 侯怡利亦提到《大阅图》与《木兰图》、《亲蚕图》均以四卷将典礼分段描绘，以典礼主持人为中心的铺陈与构图方式都有一致性。侯怡利：《国之重典》，第171～172页。
[88] 堂子为满洲的祭神场所。关于满族堂子祭的研究，参见白洪希《清宫堂子祭探赜》，《满族研究》1995年第3期，第61～63页；赖惠敏：《天潢贵冑──清皇族的阶层结构与经济生活》，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第130～132页。
[89] 张照等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收入《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第1869～1870页；聂崇正：《张廷彦、周鲲合画〈苑西凯宴图〉卷》，收入氏著《清宫绘画与“西画东渐”》，第144～149页。关于第四卷的图版，见Nancy Berliner，“The Emperor Looks West，” The Magazine Antiques 171：3（2007.3）：88-95。感谢百玲安（Nancy Berliner）告知其文，以及此四卷目前均存于欧美私人收藏家手中。
[90] 钱维城的《平定准噶尔图卷》有两本，图版见故宫博物院编《（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宫廷绘画》，第218页，与《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书·绘画卷·历史画》，第162～177页。著录见张照等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第741～742页。另外，《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著录“蒋溥画高宗纯皇帝平定准噶尔图并书御制文一卷”也是绘“边邮险隘、禁旅赳桓、回部投诚、军门受款状”，并“分段小楷标识”地名；而《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著录钱维城《圣谟广运图》卷亦是“画平定回部军营景，间标地名”，并提到“前岁画平定伊犁图”，或亦是类似的做法。见张照等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三编》，第2280页；《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第735～739页。
[91] 钱维城《平定准噶尔图》卷虽有题“格登山 阿玉锡率二十五人斫营”之段落，但画面所绘却是准噶尔部民跪迎清军之场景，而非如《阿玉锡持矛荡寇图》卷之骑马刺杀的情形。后者图版参见台北故宫博物院编辑委员会编《故宫书画图录》第21册，台北故宫博物院，2002，第179～182页。
[92] 清高宗敕撰《钦定皇朝通志》卷三十七《礼略·吉礼二》，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4册，第412页。
[93] 清高宗敕撰《钦定皇朝通典》卷五十九《礼·军二》，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42～643册，第256～257页。
[94] 乾隆题诗《赐傅恒经略金川》、《赐经略大学士傅恒及命往蜀西诸将士食》都从任命傅恒开始，完全不提战争之初命张广泗领军的失败，而只强调改命傅恒后的胜利。张照等纂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续编》，第1869页。另外，虽然此次金川战役所举行的献俘之礼也纳入军礼，“乾隆十四年议准献俘之仪，凡出师克捷，应照雍正二年平定青海之礼，以俘献于庙社如仪”，但此套图卷未绘，而以命将出征的堂子行礼和长安御饯为主，似乎也显示此卷对任命傅恒的强调。清高宗敕撰《钦定大清会典则例》卷七十四《礼部军礼一》，收入《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2册，第57页。
[95] 永瑢：《合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焚毁书目》第2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1199～1200页。
[96] 鄂海、车鼎晋编《抚苗录》，参见本章注12。
[97] 施琅：《靖海纪事》，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第390册，第527～628页。
[98] 阚红柳：《清初私家修史研究︰以史家群体为研究对象》，人民出版社，2008。
Ⅲ 战勋与帝国：平定回疆与乾隆麾下的武勋图像
第四章 战图的出现与紫光阁作为帝国武勋的展示空间
乾隆十八年（1753）开始，清帝国在康熙亲征之后再次展开对西北边疆大患准噶尔汗国的西征，历时六年从初定准部达瓦齐、再定准部阿睦尔撒纳到平定回部霍集占后，终于结束牵涉欧亚大陆清、俄、蒙三大势力的天山南北路之战。[1]这场耗时良久的胜利不仅为清帝国开辟了偌大的新疆版图，奠定了直至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基础，也对清帝国经济与文化等面向有巨大的冲击，[2]更对本书所讨论的战争视觉文化表述有不可磨灭的影响。乾隆初期以大阅与行围礼典为中心，所发展出的有别于康熙朝的宫廷武勋图绘，到了平定回疆之战时又出现了很大变化。乾隆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虽然也延续前期制作了以军礼为主的战勋图绘，但最后却开创出描绘激战场景的崭新清宫战图。这种结合恢弘的战争场面与帝国军礼的描绘来建立辉煌战勋的形象的形式，不但开启了乾隆后期以铜版画战图来纪念帝国武勋的先例，更成为19世纪以降清代战图的原型。[3]这样的转变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著名的紫光阁作为战图陈列之所在，于此变化过程中有何作用？本章先讨论乾隆平定回疆战争之初仪典战勋图绘的延续与发展，以及新题材的出现和变化，接着论述紫光阁功臣图，以及战图的出现与紫光阁作为战勋展示空间的关系，以探讨乾隆朝战争图绘转化的历程。
一 仪典战勋图绘的延续与发展
平定回疆之战进行过程中所制作的战勋图像，既传承也调整了乾隆初期的长卷形制与大型贴落的仪典武勋图绘。以长卷形制而言，平准回的横卷战勋图绘，解组了初期四卷成套的形制。或许由于平回疆之战一再延长，在无法举行战争胜利后才有的典礼如凯宴之前提下，就不能如平金川之战结束后制作依命师、御饯、归诚、凯宴礼典顺序为题的成套战勋长卷，亦因此成套战勋长卷在战事一直处于进行式的状况下，也就无法成形。战争之初有蒋溥与钱维城于乾隆二十年（1755）所作《平定准噶尔图》卷，战事底定后有钱维城分别于二十四年（1759）与二十五年（1760）所绘的《平定伊犁图》和《圣谟广运图》卷，[4]应该都是类似《初定金川出师奏凯图》第三卷《归诚奏捷》分段标示地名，描画归降之长卷。相对于原来以乾隆于帝京主持的军礼为主之长卷组合，平准战争则皆为战场的归降仪典。可以说，乾隆初期发展出的成套四卷描绘时序先后之军礼图，到了此时已然解体。之前成套长卷中的命师与御饯之图已阙如，战场的归诚仪典却有于平准战后先作的《平定准噶尔图》卷与再平准部后又作的《平定伊犁图》，凯宴的部分则等紫光阁重修落成后，才有姚文瀚绘制的《紫光阁赐宴图》卷；[5]另外还新增了描绘献俘的徐扬《平定西域献俘礼图》卷。[6]可见乾隆至此已经放弃长卷战勋军礼图的成套格式，而改以针对不同的仪式内容分别描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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