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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_马雅贞【完结】(78)

  如此看来,明代宦迹图与战勋图尽管排除于传统绘画着录的范畴之外,也未有著名画家之作且多挪用既存图绘格套,但其广泛流行的通俗性既反映了明代社会的特质,也改变了中国视觉文化的历史。正如20世纪中期的西方商标广告或连环漫画固然非传统定义下的美术,但其于社会的普遍存在既揭示了现代西方的大众文化,也促发了波普艺术的产生,对当今社会的视觉文化有难以磨灭的影响。尽管大半的明代宦迹图与战勋图至今已然未存,但其所彰显的明代文化,以及对之后清宫收编转化的宫廷纪实图绘之影响,显然越发凸显其重要。不论从现代的艺术史与文化史论述,还是对明清当时的意义来看,可说是既属边缘却也具有主流意义,或可称为“边缘的主流”而不容忽视。

  最后,明清的战争图像不该再居于中国画史或历史研究的边陲,从其长时段的发展和变化来看,其所牵涉的非但不限于军事战争的课题,还包括明代官员视觉文化的盛行,清宫纪实画、清宫图绘对欧洲绘法的挪用,清代尚武文化,以及满洲作为少数族群何以统治中国的皇清文化霸权等议题,而得以从中一窥其他题材的图绘所难以提供的文化视野。作为晚期中国战争的文化表述之一环,明清的战勋图绘只是一个小小的起点,希冀未来有更多的讨论,让长久以来“尚文轻武”的明清研究,更为均衡与丰富。

  * * *

  [1] Craig Clunas,Superflous Things:Material Culture and Social Status in Early Modern China(Urbana,Illinois: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1).

  [2] 如王鸿泰《雅俗的辩证──明代赏玩文化的流行与士商关系的交错》,《新史学》第17卷第4期,2006年12月,第73~143页;巫仁恕:《明清消费文化研究的新取径与新问题》,《新史学》第17卷第4期,2006年12月,第217~253页。

  [3] 石守谦:《雅俗的焦虑:文征明、钟馗与大众文化》,《台湾大学美术史研究集刊》第16期,2004年,第307~336页。

  [4] Siyen Fei,Negotiating Urban Space:Urbanization and Late Ming Nanjing(Cambridge,Mssut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9).

  [5] 当然藏传佛教等可能对清宫艺术也有很大的影响,参见Patricia Berger,Empire of Empitiness:Buddhist Art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in Qing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03)。

  [6] 关于宋代与明代宫廷绘画的研究有很多,台湾的研究回顾参见马雅贞《二十年(1990~2009)来台湾关于中国宫廷图绘的研究》,《艺术学研究》第8期,2011年,第205~242页。

  [7] 论者或可说由于乾隆宫廷制作的战图已经标举了相关将领的功劳,所以官员、下属或其家人不再有自行制作个人战勋图的需要。然而,乾隆铜版画战图虽然印制数量不少,但赏赐清单中将领的数量有限。明代到乾隆以前的个人战勋图主要是官员社交圈互相题跋,以及收藏于家族,尤其明代不乏正史中鲜有记载但自行制作战勋图的例子,个人应该仍有自行制作个人战勋图以供社交互动和家族保存的需要,若非乾隆宫廷战勋图的文化霸权效应,个人战勋图的流行容或不会突然中断。梅韵秋举《四库全书总目》对于李同芳《视履类编》、《李赘》等明代官员传记的评论,如“至于著一书以自誉,则自有文籍未之前闻也”、“颇嫌于自誉也”,认为盛清之所以鲜少宦迹录或图,应该和四库馆臣的讥讽所反映的时代氛围有关;或也与本书所论个人勋迹图和乾隆宫廷战勋图的消长类似。梅韵秋:《天下名胜的私家化:谈清嘉、道年间自传体纪游图谱的兴起》,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物图像研究室专题演讲,2015年5月20日;永瑢:《四库全书总目》,收入王云五主持《合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及四库未收书目禁毁书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第1403、1405页。

  [8] Yun-chiu Mei,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h. 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2008).

  [9] Yun-chiu Mei,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

  [10] 关于晚清宦迹图,如《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所收就有不少附图的传记。国家图书馆分馆编《中华历史人物别传集》,线装书局,2003。近年来毛文芳对于清初的两个案例有专文讨论,其中除了牵涉明代宦迹图的图绘传统之外,或也可与罗慧琪博士论文所讨论的晚明乔装肖像画潮流互为参照。Hui-chi Lo,Political Advancement and Religious Transcendence:The Yongzheng Emperor’s(1678-1735)Development of Portraiture(Ph.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2009),156-166;毛文芳:《顾盼自雄·仰面长啸:清初释大汕(1637~1705)〈行迹图〉及其题辞探论》,《清华学报》第40卷第4期,2010年12月,第789~850页;毛文芳:《一部清代文人的生命图史:〈卞永誉画像〉的观看》,《中正大学中文学术年刊》第15期,2010年6月,第151~210页。不过毛文芳前文第791~792页与后文第153~154页,都提到陈康祺(1840~1890)《郎潜纪闻》所记曾见陈文恭(陈宏谋,1696~1771)于雍正年间抚浙时之“宦迹图”,但此条记录未必可确认陈文恭宦迹图为乾隆时期所作,亦不无可能是晚清作品。无论如何,比起明代文集中的大量条目,清中叶的宦迹图记录十分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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