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例如叶高树《“参汉酌金”：清朝统治中国成功原因的再思考》，《台湾师大历史学报》第36期，2006年12月，第153～192页。
[4] 王成勉：《没有交集的对话──论近年来学界对“满族汉化”的争议》，汪荣祖、林冠群主编《胡人汉化与汉人胡化》，中正大学台湾人文研究中心，2006，第57～81页。
[5] 例如Pamela Kyle Crossley et. al. eds.，Empire at the Margins：Culture，Ethnicity，and Frontier in Early Modern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
[6] 例如欧立德《清代满洲人的民族主体意识与满洲人的中国统治》，华立译，《清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86～93页。本书以“王权”和“皇权”指称帝制中国最高统治者皇帝的相关权力（emperorship）。
[7] 例如Pamela Kyle Crossley，A Translucent Mirror：History and Identity in Qing Imperial Ideolog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8] 例如Michael G. Chang，A Court on Horseback：Imperial Touring and Construction of Qing Rule，1680-1785（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7）。
[9] Mark C. Elliott，The Manchu Way：The Eight Banners and Ethnic Ident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
[10] Antonio Gramsci，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ed. And trans. Quentin Hoare and Geoffrey Nowell Smith（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71），12.
[11] 关于文化霸权概念对历史学研究的利弊等，参见T. J. Jackson Lears，“The Concept of Cultural Hegemony：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The American Historial Reivew 90：3（1985.6）：567-593。
[12] Wai-kam Ho and Judith G. Smith eds.，The Century of Tung Ch’i-Ch’ang（Kansas City，Missouri：Nelson-Aktins Museum of Art，1992）；黄玮铃：《画图留与人看：由王原祁的仕途与画业看清初宫廷山水画风的奠立》，硕士学位论文，台湾大学艺术史研究所，2005。
[13] Jonathan Hay，“The Kangxi Emperor’s Brush-Traces：Calligraphy，Writing，and the Art of Imperial Authority，” in Wu Hung and Katherine Tsiang Mino eds.，Body and Face in Chinese Visual Cultur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2004），1-48；陈捷先：《康熙皇帝与书法》，《故宫学术季刊》第17卷第1期，1990年9月，第1～18页，收入陈捷先《透视康熙》，三民书局，2012，第89～114页；Yun-chiu Mei，The Pictorial Mapping and Imperialization of Epigraphic Landscapes in Eighteenth-Century China（Ph. 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2008），37。
[14] 姚继荣：《清代方略的研究》，西苑出版社，2006，第195页。不过姚继荣并未深入讨论何以清代方略会受到官员战事奏议合集的影响，笔者拟于未来再行研究。
[15] 拙文提出，虽然皇帝诗文至少从唐代起就以“御制”、“圣制”被标举，但除了北宋真宗因澶渊之盟与辽互称兄弟后有着强烈“天有二日”之焦虑，故一再透过各种方式建构天子权威，包括史家多有讨论的大中祥符之天书封禅运动、创建收藏皇帝著作的殿阁、刊刻御制文集、选官笺注御制文集等，但历代并未沿袭，即便宋朝也只延续御书阁之制。然而康熙皇帝并不像宋真宗需要合法化其皇位继承，也没有如澶渊之盟后树立独一无二天子地位的焦虑，他选择了如此少见的方式不免让人疑惑。另外，明代宫廷虽然也编纂或刊印御制诗文，但流传有限，从内府藏板缺乏重视与管理来看也可见并未建立传统。然而，若从康熙经常收编与转换文士文化的做法来看，在明清文人出版诗文集已是常态文化的背景下，康熙四十二年（1703）命宋荦（1634～1714）刊刻御制诗集，或可视为直接承袭自明清士人而非远溯宋真宗或明代宫廷。张其凡：《宋真宗天书封祀闹剧之剖析，真宗朝政治研究之二》，收入氏著《宋初政治探研》，暨南大学出版社，1995，第198～255页；葛剑雄：《十一世纪初的天书封禅运动》，《读书》1995年第11期，第68～78页；刘静贞：《北宋前期皇帝和他们的权力》，稻香出版社，1996，第107～148页；汪圣铎：《宋真宗》，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第87～150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第281～339页；方建新、王晴：《宋代宫廷藏书续考──专藏皇帝著作的殿阁》，《浙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10页；黄建军：《宋荦与康熙文学交往考论》，《湖北民族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第76页；马雅贞：《皇苑图绘的新典范：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故宫学术季刊》第32卷第2期，2014年12月，第39～80页；郭嘉辉：《略论〈大明太祖皇帝御制集〉及其史料性质》，《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1期，2015年7月，第176页；连文萍：《追寻胜国贵胄──朱彝尊对明代皇族诗歌的编纂与评述》，《兴大人文学报》第47期，2011年9月，第6～7、15～16页。
[16] Stephen Hart Whiteman，Creating the Kangxi Landscape：Bishu Shanzhuang and the Mediation of Qing Imperial Identity（Ph. D. diss.，Stanford University，2011），178-218；Stephen H. Whiteman，“From Upper Camp to Mountain Estate：Recovering Historical Narratives in Qing Imperial Landscapes，”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Garden and Designed Landscapes：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33：4（2013）：65；马雅贞：《皇苑图绘的新典范：康熙〈御制避暑山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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