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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_韩策【完结】(112)

  [175] 《赵尔巽奏为吉林参议官王赓力主独立请调离往京事》(宣统三年十月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电报档,档号2-02-13-003-0318。

  [176] 《军谘府奏请以王赓充补军谘使事》(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录副奏折,档号03-7489-086。

  [177] 《王赓(揖唐)条呈并袁世凯手批》,刘路生、骆宝善、村田雄二郎编《辛亥时期袁世凯秘牍:静嘉堂文库藏档》,中华书局,2014,第81~94页。

  [178] 王揖唐:《今传是楼诗话》,张寅彭、李剑冰校点,张寅彭主编《民国诗话丛编》第3册,第408页。

  [179] 陈继训:《王君日章传》,《獧盦文草》,载《清代诗文集汇编》(793),第614页。按,汤化龙未做都督。

  第七章 流风遗韵:癸、甲进士的人文事业

  科举时代,政学相依,仕学并途。翰林、进士群体作为全国精英,除了占据多数官场高位外,又是学问与知识的化身,代表着士大夫的文化时尚。清季西潮东来,尤其是甲午之后,趋新加速,翰林、进士的学识越来越受到质疑。迨戊戌、辛丑以后,改科举、兴学堂、派游学成为国策,翰林、进士的势力和影响正在式微。癸、甲进士正是在科举学堂此消彼长的变局之中孕育而出,并且因应时趋,入馆纳新知,出国求新学。虽然1905年科举停废,但兴办学堂需要大量师资,而许多科举中人与时俱进,亦以兴学为重。于是,癸、甲进士群体就承继在籍翰林、进士出掌书院山长之流风遗韵,广泛参与了清季的兴学大潮,人数近百,无省无之。

  民国以降,陈黻宸、商衍鎏、左霈、郭家声、易顺豫、袁嘉谷、赖际熙、区大典、郭则沄、章钰、尚秉和、甘鹏云、李景铭等一大批癸、甲进士在大学、书院内外,守先待后,传授旧学,培养后辈。在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不少癸、甲进士痛感斯文将丧,强烈抵拒白话诗文,坚持经史诗文的独立地位,避免用西学分科框架“条理”旧学。以关赓麟、郭则沄为代表的一批癸、甲进士,在民国主持寒山、稊园、蛰园、冰社、须社、清溪、瓶花簃、咫社等诗词社,吟咏酬唱,自民初至1950年代,历半个世纪之久。但在后科举时代的学校教育体制下,吴汝纶称之为吾国瑰宝的诗赋,终难以扭转逐渐沦亡的命运。当诸人年事渐高,一旦去世,曾经盛极一时的诗词结社便难以维持。

  一 投身清末兴学潮

  1901年清末新政开始后,改科举与兴学堂双轨并行。不过,短短四年之后,在学堂与科举新旧势不两立的聒噪下,运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制便遭停废,举国孤注一掷搞学堂。据一般看法,科举与学堂势不两立,兴学堂势必要用新人。但是,科举精英不会因为科举突然被叫停而立即消失。而且,在失去科举的道路选择之后,社会对学堂的需求急剧增大,因而学堂的数量亦须迅速扩张,以便容纳更多的年轻士子。然而,清季办学堂,一开始就面临经费和师资两方面的巨大限制。就师资一方面言之,虽然自京师至各省,皆在延聘日本教习,但以中国之大,此区区之数绝不够分配,更重要的是,日本教习绝大多数都不能用汉语讲课,故每聘一日本教习,便须配备相应的翻译人员,所以日本教习模式既难推广,也成本巨大,不可长久。[1]另外,教习虽可延聘,办学的主导权却须自己掌握。因此,便出现了颇有意思的“旧人”办“新学”的现象,即一方面舆论宣称科举与学堂势不两立,但另一方面,办学堂者,却又多是科举精英。当然,那些具有“新学”背景的科举精英更为吃香。科举改制造就的癸、甲进士,就在清季兴学方面扮演了颇为突出的角色。

  据可靠材料观察,癸、甲进士群体广泛而深入地参与了清季兴学堂的历史过程:从地域分布来看,几乎无省无之;从职位来讲,大多担任学堂监督、教务长、教习之任,既主持学务,又教授课程。

  京师大学堂是彼时中国的最高学府,能在其中登台授课或管理教学,多系宿学名流。从表7-1来看,癸、甲进士在大学堂亦占据一席之地。可注意者有二,第一,进士们教授的科目为其熟悉的史学、国文、经学等“中学”,正是这些科甲精英在维系着日渐边缘的传统经史之学。第二,从1908年至1911年,京师大学堂的教务提调先后为金兆丰、商衍瀛,1910年后的教务帮提调则为狄楼海,三人皆是癸卯科进士。因此,在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的时候,重要的教务管理职位,是由癸卯科进士负责的。

  表7-1 癸、甲进士任教京师大学堂题名(1903~1912)

  在京师大学堂之外,癸卯科翰林张书云、张之照均在顺天高等学堂办学。[2]癸卯科进士郭家声任教八旗高等学堂堂长。[3]在各省于京师所设之旅学堂中,癸卯科翰林胡骏任蜀学堂监督(同时兼京师法政学堂教习),王季烈任苏学堂教务长,马振宪任皖学堂副监督。[4]

  除了在京师直接办学者之外,学部也聚集了一批癸、甲进士。陈曾寿、王季烈、恩华、杨熊祥、李景濂等人,均曾任实缺司官。王季烈任专门司司长,主管审查教科书,与兴学尤其关系重大。在实缺司官之外,学部的编译图书局等部门实际上汇聚了近20位癸、甲翰林。袁嘉谷、杨兆麟相继任编译图书局局长,后来外放,自不待言。此外,据参与其事的胡骏所记,当日调学部行走的癸、甲翰林还有王寿彭、陈云诰、史国琛、水祖培、林志烜、徐潞、张恕琳、王慎贤、林世焘、胡大勋、高毓浵等人。[5]只是这些癸、甲进士在辛亥鼎革后学部到教育部的转变过程中,全部退出了学务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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