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票匪滋事更多是东南督抚展缓乡试的借口而已，故张百熙的激烈奏词无异于诘责东南督抚借机渲染，意图“欺君”。折上当日，清廷即下电旨，称“本年恩、正并科乡试原应一体举行，展缓本非得已”，故令东南督抚再行详细体察本年可否照常乡试，迅速电复，并将张百熙原折抄寄阅看。[36]
此时，瞿鸿禨和张百熙既是军机大臣候选人，不久前又分别卸任江苏学政和广东学政，途经大半个中国来到西安行在，可谓既了解东南局势，又熟悉各地士子动态。因此，他们的意见自然受到清廷重视。进言之，在瞿、张背后，实际上还有一大批期待试差的京官反对乡试展期；这些京官背后又有更大一批士人，期待借科举考试谋事。三月初八日，京城风传考试一律停办五年，翰林前辈朱益藩言下即有“不豫之色”，据叶昌炽说，内阁学士秦绶章“则必怒于言矣”。[37]翰林院编修伍铨萃庚子已放云南乡试考官，因奉旨展期，遂折回广东探亲，这时已奔赴西安。三月二十日，伍氏曾拜访张百熙，随后又在给梁鼎芬的信中议论“东南停乡试”。[38]
更重要的是，孙家鼐、王文韶等当朝重臣均反对东南督抚奏展乡试。消息灵通的袁世凯很快得知“寿州（指孙家鼐）主此议”。[39]随后，刘坤一得到的情报表明，“奏展乡试，寿州、清河（指王文韶或陆润庠）均不谓然”。[40]事实上，就在张百熙上奏前一日，他曾与瞿鸿禨先后拜访王文韶，[41]不可能不谈及此事。此外，以张百熙与荣禄的密切关系，上如此重要的封奏，很可能事先已经荣禄首肯。这就部分解释了为何清廷刚允准东南各省乡试展期，几天后突然因张百熙一道奏疏，便又命东南督抚再议复奏。
因此可以说，张百熙上奏反对展缓乡试，不仅仅是一己之见，也不仅仅是其与瞿鸿禨的共识，在很大程度上还代表了进士出身的朝官群体的意志。该群体上自大学士、军机大臣、翰林院掌院学士、礼部堂官，下至翰林院编修、检讨、部院司官。科举制度带给这些进士（特别是其中的翰林）出身的朝官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情感利益，其反对展缓乡试实属必然。相对而言，东南督抚与科举考试的利益纠葛要少得多，这也是其坚持乡试展期的原因之一。故而，张百熙洋洋千言的激烈奏词，实乃朝官群体对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一再奏展乡试的集结反击。
值得进一步讨论的是，张百熙为何此时出来挑头？若从政见看，他在此前后有关科举的条陈，系以张之洞戊戌年改科举方案为本，[42]则与刘、张政见相近。若从人脉看，刘坤一系张百熙同乡前辈，张对刘称侄，[43]刘则自称于张“属韩、欧旧谊”。[44]更重要的是，庚辛之交，张百熙在沪与盛宣怀商议后，为与刘坤一、张之洞洽谈，将来内外一心，特意改道襄阳赴陕。[45]张百熙随后致函刘坤一讨论新政，也默契有加。[46]那么，张百熙此时公然诘责刘坤一、张之洞，固由其敢言的本性和南书房翰林、左都御史的特殊身份使然，似与斯时朝廷和东南督抚的权力格局及微妙关系也密不可分。
有意思的是，与张百熙颇有联络的盛宣怀却不以张氏此举为然。四月二十日，张致函盛云：“科场事，弟请一律举行，竟与公所见相反。然揣公意，当系欲借缓办以为变通科举之计，此则适与弟所上条议相符矣。上意当俟鄂督折到，即有明发。”应该说，张百熙此处不无狡辩之嫌，因为从前引其奏疏中看不出借缓办以变通科举的意思。其实，更可能的原因是张百熙抵陕后，即探知朝廷变法宗旨，与他和盛宣怀在沪“所商各节颇多扞格”，虽然开特科等谕旨“颇足以鼓舞群情，而三数有权力者犹不免于锢蔽”，故“亦只好行之以渐耳”。[47]这说明与东南督抚及盛宣怀的急改主张不同，此时朝中掌权者倾向渐改。
可见，张百熙的公开主张，既受到朝中形势制约，又受到周围环境影响，故不无迎合上意及荣禄、王文韶、鹿传霖等“三数有权力者”之意味。况且，虽然刘、张东南互保居功厥伟，朝廷倚重正深，但据行在归来的吴品珩说，慈禧太后“终言洋人欺我实甚，恨诸臣不能同心攘夷”，[48]心中不无芥蒂。经过庚子事变，清廷权威已经丧失太多。上年东南督抚公然“抗旨”、形同独立自不必说，即刘、张一再奏请乡、会试展期，实亦不免有挑战中央权威之嫌。朝野上下，明眼人看得非常清楚。以至于英国汉口总领事都明言，此时东南总督比总理衙门权势更大，即使军机处也不能向他们下命令。[49]因此，洋人固然是当前大敌，但慈禧太后、中枢高层亦不会不留意到东南督抚的尾大不掉。事实上，在复奏新政条陈时，清廷即希望督抚单奏，而不愿其联衔会奏，[50]担心出现“要挟”朝廷的状况。故而，张百熙就举国瞩目的科举问题，用激烈言辞诘责东南督抚，虽尚无中枢高层授意的直接证据，却明显有提振中央权威、迎合最高层的意涵。
三 奏改科举以展乡试：刘坤一、张之洞的反击
张百熙的奏疏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使朝臣与东南督抚的分歧暴露无遗。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如何因应，成为朝野上下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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