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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_韩策【完结】(26)

  不过,虽然报刊传抄版并非定本,但因其传播广,影响实不容轻忽。值得留意的是,辛丑腊月出版的《万国公报》所载科举章程,仍是“新章十二条”。[22]更有甚者,杭州的《浙江五日报》迟至光绪二十八年(1902)正月,仍在转载“新章十二条”。[23]而光绪二十八年夏天刻印的《皇朝经世文新编续集》录载的竟也是“新章十二条”。[24]与此同时,诡异的是,吴汝纶虽然不以《九通》试士为然,且定章亦已去此一条,然而他似乎未见定本,仍以报刊传抄版为据。吴氏在给其子吴闿生的信中虽然批评“《九通》数百卷,谁能悉读,以此考人,直是谬妄”,但他也不忘为闿生兄弟各购一部上海新印的《九通》,以便乡试时携入场中。[25]从上文所引《选报》的“更正”来看,早在光绪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海的《苏报》馆已获见礼部所刊章程定本。此外,光绪二十八年三月,远赴奉天查办案件的吉同钧,亦从《邸报》中读到了新章定本。[26]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并非定本的“新章十二条”仍能通过报刊、《经世文新编续集》广泛传播,不仅“误导”了当日的士子及其亲友,也“干扰”了后来的研究者,就值得深思。

  从辛丑奏定科举新章看,此次改科举确是清代历史上“力度最大,空前未有”的。[27]不过,辛丑奏定新章既与戊戌张之洞、陈宝箴科举新章,辛丑刘坤一、张之洞江楚会奏方案颇多延续,但也损益甚大。其产生和流变背后的曲折,远超既有认知。

  二 奏定新章的流变曲折

  庚子事变后,新政再起。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经由东南互保,地位更加突出。其《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也成了清廷推行新政的蓝图。[28]于是,张之洞、陈宝箴戊戌年曾经奏准的科举新章成为辛丑科举改章的底本,经过修改后,再度颁行各省,在最后的科举考试中得到了实践,因而影响最大。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辛丑奏定科举新章虽在场次、题量等方面延续了张、陈的戊戌方案,但其间的损益也非常明显,既有张之洞的主动修改,也有政务处、礼部议奏时的权衡取舍。其背后的曲折,与第一章所述中枢、礼部与东南督抚在科举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密切相关,值得细致讨论。与戊戌新章相较,辛丑奏定新章的变化主要有三。

  首先,二场策题的考试范围缩小,取消了专门艺学。张之洞在给刘坤一的电报中提议,二场“但试各国政治学、地理、史事、武备、算学及绘图学、格致学、工商学大义等事,其专门艺学,如声光化电之类,仓卒不能通晓,且试卷只能空言其理,非场内所能考验,自可缓试”。张氏解释说,之所以“将艺学等删去”,是因为“原奏本意,系令考生说其大义,为引人入胜之资,并非携器试验。今略加删改,以冀易准。若原奏照办,今日时局,必难准也”。[29]其实,张之洞的《劝学篇》以及戊戌科举新章,系针对康、梁方案而发,暗含“诋康”的深意,明显有争夺改制主导权的考量。[30]故而,张之洞虽号称“合科举、经济、学堂为一事”,“体用一贯”,[31]看似面面俱到,实则不免高自标置,故意炫博,刁难士子,不易施行。

  吴汝纶曾对此大为抨击:“世俗不足责,若朝廷大臣所议改革之法,乃与康、梁书生不晓事者略等,此何说耶!……外国专门之学,中国尚无其人,何能以之试士!且所谓专门之学,必有专门师授,国家亦遣专门考官赴学堂考验,岂如中国以之出题作文,与他业并责之场屋间哉!此议之谬,众所共见,即所云外国时务,见之各报章者,亦仅九牛之一毛,何从窥见全豹,此亦不能用以试士也。”[32]类似的批评尚多。迨拟定辛丑新章时,情势已变,必须更为务实,故张之洞将专门艺学剔除出了二场考试范围。

  其次,变化最大,且对随后的两科乡、会试产生了重大影响,引发了诸多争论的,无疑是“分场去取”的被否决和废除誊录两项。

  “分场去取”的是非

  辛丑科举新章出台过程中关于“分场去取”的论争和是非,需从戊戌改科举谈起。戊戌春间,张之洞在著名的《劝学篇》中,援引北宋欧阳修的观点,称欧阳修当日欲以策论救诗赋,犹如今日欲以中西经济救八股时文。故远师欧阳修遗意,近仿童生府县考复试之法,提出将乡、会试三场场次互易,又逐场发榜、分场去取的构想。[33]本来张之洞拟首场试时务策,专问西政西学,而陈宝箴担心“俗情专事吹求”,建议将中国史学、国朝政治移作首场,“著尊王之义”,以西政西学为二场。张接受了陈的建议。[34]随后《劝学篇》的定稿和戊戌六月初一日张、陈会奏科举新章,均如此设计。

  其实,在张之洞之前,逐场发榜、分场去取的构想,亦有时人提出。乙酉科(1885)举人、后来做过意大利公使的许珏,曾著文论贡举,即建议逐场放榜,以救考官草率之弊,使三场并重的原则落到实处。同时,既议逐场去取,则三场顺序宜有改易,乡试头场试经文、二场策问、三场四书文,会试头场试策问,二场试经文、三场四书文。如此则经、策并重,若只精于四书文,无益也。[35]许珏此文未标写作时间,然从其不废八股、不提西学来看,必作于《劝学篇》之前。许珏是许同莘的伯父,张之洞的总文案张曾畴是许同莘的舅父,许珏和张曾畴亦关系甚密,则不能排除一种可能性,即许珏的议论,可能通过张曾畴在张之洞及其周围传播,影响到《劝学篇》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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