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戊戌时期几种科举改章思路做一比较，可以说，张之洞、陈宝箴方案彻底改变了科举改制的途辙：一方面，由简化场次（二场）、题量缩减（八篇）的思路，变为场次（三场）、题量（十三篇）增多的做法；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将四书五经放在三场之末，难免导致士子荒经的结果。康梁派的方案，虽将四书五经放在第二场，但因只有两场，故亦不致如张之洞方案那么后果严重。后来，参与阅卷的癸卯科会试同考官恽毓鼎就发现四书五经置于三场最末的结果是，士子对经义题多草草了事。恽氏因而建议改为两场：“头场试史论三篇……时务策两道，不拘中西；二场试四书义二篇，五经义二篇。阅卷者两场合校，精力既觉宽余，次场便可着重救不读经书之失。”[78]此建议意在救济士子荒经之弊，但也与场次、题量缩减的思路颇为相通。
张之洞戊戌、辛丑新章检讨
张之洞、陈宝箴科举新章虽被戊戌政变打断，但因其业经颁行天下，且通过《劝学篇》的宣传流播而朝野熟知，故天然获得优先地位。加以张之洞、刘坤一在庚辛之际地位凸显，其《变法三折》又是新政改革的蓝图，故辛丑科举改章仍以张、陈戊戌方案为本。只是，该方案虽在张之洞圈子内颇有研讨，貌似斟酌至善，其实并未经过更广泛的充分讨论，而是在戊戌变法的特殊时期，由光绪皇帝直接颁行的。此举颇不寻常，与文科乡、会试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极不相称，也是非常冒险的。吴汝纶在给山西巡抚胡聘之的信中就感慨道：“小人不解朝论于武科既如此博问周咨，其文科应更郑重，何仅于仓卒之间，遽行定论。”[79]
迨至辛丑新政之际，虽不似戊戌维新时日下诏书，但同样是变法改制的特殊时期，亦无暇从容讨论。从前文可知，此时中枢、礼部与刘坤一、张之洞等东南督抚在科举问题上分歧颇大，双方并未能平心静气地切实探讨，将抡才大典斟酌尽善，而是权谋相加，“两害相权取其轻”。故张之洞极为看重的分场去取之法并未实现，其临时提出的废誊录却作为“补偿”而得以施行，成了科举改制的一大败笔。某种程度上讲，在辛丑科举新章中，该保留的未保留，不该废除的却惨遭废除。
进言之，张之洞戊戌、辛丑科举方案本身就有诸多不妥之处。就戊戌方案来说，如前文所述，因有与康梁派竞争学术霸权的考量，故难免“炫博”，以中体西用为标榜，号称熔科举、经济、学堂为一炉，实则求全求难，标置太高，未必适于科举改章之初的社会实情。据张之洞的设计：“取入二场者必其博涉古今明习内政者也，然恐其明于治内而暗于治外，于是更以西政西艺考之。其取入三场者必其通达时务研求新学者也，然又恐其学虽博、才虽通而理解未纯、趋向未正，于是更以四书义、五经义考之。其三场可观而中式者，必其宗法圣贤、见理纯正者也。大扺首场先取博学，二场于博学中求通才，三场于通才中求纯正。先博后约，先粗后精，既无迂暗庸陋之才，亦无偏驳狂妄之弊。”针对考官“罕通新学”的质疑，张之洞说：“应试则难，试官则易。近年上海译编中外政学、艺学之书不下数十种，切实者亦尚不少，闱中例准调书，据书考校，似不足以窘考官，且房官中通晓时务者尚多，总裁、主考惟司覆阅，尤非难事。……惟是变法之初，兼习未久，其研求时务者岂能遽造深通？是宜于甄录之时稍宽其格，以示骏骨招贤之意。”[80]
针对张之洞方案不切实际的“理想色彩”，吴汝纶批评道：“二场发策，若问时务，彼此抄袭，若问专门，尚无应者，且亦无此考官，知亦如前此之考算学，奉行故事而已。”[81]又说：“外国专门之学，中国尚无其人，何能以之试士！……即所云外国时务，见之各报章者，亦仅九牛之一毛，何从窥见全豹，此亦不能用以试士也。此二场之谬也。”
即使头场中国政治史事论，亦不易言。吴汝纶说：“讲求中国史学，若廿四史全责人强记，即令通才入场，若不怀挟，恐亦不能角胜。”故史学当有区别，《史记》、《汉书》“与六经同风”，必应熟读，《晋书》以下，“止可供浏览之用，能记不为功，不记不为耻”。若仅求往代史迹，“当如礼部初议，以《御批通鉴辑览》为主，既系国家颁定之书，又卷帙无多，中才可以为力。若不择精粗，不知要害，专以多难人，虽闳通之才，不能与其列矣”。至于国家政治，“其书藏之中秘，通都大邑，求《平定粤捻方略》且不可得见”，“穷乡僻壤，岩穴之士”更无论矣。吴氏因此总结道：“凡若此者，皆故示瞻博，以折难士子，非国家培养人才之本意也。此由误信顾亭林‘科场之法，欲其难不欲其易’之二语，亭林固亦书生之论，不能尽见之施行也。此头场之谬也。”吴氏甚至认为“诗赋亦不可废，如汉赋、如汉魏以来大家之诗，皆中国之奇宝，奈何以词章少之！若末流难处，则策论之末流，庸独愈乎！此等议论，正坐无学耳。世俗不足责，若朝廷大臣所议改革之法，乃与康、梁书生不晓事者略等，此何说耶！”
对于张之洞方案既折难士子于前，又谓变法之初宜稍宽其格于后，吴汝纶讥其自相矛盾：“彼所悬之格，一不能及，则皆抄袭旧文，或竟草率完卷耳。苟宽其格，何所不至，此决不可。”吴氏担心：“如其法则一省不过二三人，多则十人八人，而彼则谓所取仍如旧额。苟如此，则向所谓抄袭旧文、草率完卷者，皆在必取，则悬格虽高，仍与向来三场策问略同，尽是有名无实耳。何也？考之以难，则应之以伪，必然之势也。”[82]此外，吴汝纶向严复直言张之洞的科举章程不妥：“近日议法之家，皆自奋其室中之见，楚中所议科举，尤为难行，今之秀、孝，虽未必果材，然国家一切屏弃不齿，恐亦有不测之忧。吾恐西学不兴，而中国读书益少，似非养育人才之本意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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