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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_韩策【完结】(37)

  [87] 于荫霖:《悚斋日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224),第1260页。

  [88] 参见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86页;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86页。

  [89] 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2册,第796页。

  [90]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3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9~90页。

  [91] 《刘制台来电》(辛丑三月十五日),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第8562页;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95页。

  [92] 《与陶制军书》(约辛丑三月),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中华书局,2007,第243~244页。信中说“闻行在已设一督催所”,按督办政务处设于三月初三日,传言当在此前后。

  [93] 《与南皮制军书》(约辛丑三至四月),许全胜:《沈曾植年谱长编》,第243页。按,许全胜称刘坤一将沈稿转呈张之洞,事当在二月,故系此函于二月。然据前引刘坤一致张之洞电,寄呈沈稿当在三月中旬,所以此信必更晚一些。

  [94] 许全胜整理《沈曾植与丁立钧书札》,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研究所编《历史文献》第1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第146~147页。

  [95] 《答傅润沅》(戊戌六月廿八日),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第139~140页。

  [96]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7~88页。

  [97]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9、92~93页。

  [98] 何刚德:《客座偶谈》卷2,《春明梦录·客座偶谈》,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第9页b~10页a。

  [99] 《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辛丑三月初七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146页。

  [100] 《湖广总督张之洞来电》(辛丑三月初七日)、《致湖广总督张之洞电》(辛丑三月初七日)、《遵旨敬抒管见上备甄择折》(辛丑三月初七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9卷,第146、149~150页。

  [101]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4~138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3~101页。

  [102] 《致练兵处提调徐世昌函》(1904年3月22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2卷,第55页。

  [103]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28页。

  [104] 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116~128页。

  [105]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90页。

  [106] 《致署两江(湖广——引者注)总督端方等电》(1903年3月1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第66页。

  [107]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5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4页。又,许同莘称“此折川督、鄂督、东抚皆列衔”;胡钧谓“此折川、鄂、东皆会衔”,均误。许同莘编《张文襄公年谱》,北京图书馆编《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174),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第83页;胡钧编《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第202页。按,《袁世凯奏议》编者将此折系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十二日,李细珠据《光绪朝东华录》改于二月十五日。现据《袁世凯全集》和《宫中档光绪朝奏折》系于二月十二日。

  [108] 《致署两江(湖广——引者注)总督端方等电》(1903年3月10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第66页。

  第三章 壬寅诏开进士馆:科举改制的扩大

  作为清末新政的重要举措,科举改制复杂而曲折。在考试新章之外,从庚子前后的整饬翰林院,到壬寅年十一月的诏开进士馆,是另一条关键的改制脉络。这一脉络是在最高层调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要步骤,鲜明地体现了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和争论,既与辛丑科举新章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因而在科举改制中具有标示风向的意义。正因为如此,诏开进士馆不仅在枢臣中颇有争论,在包括京外官、广大士子及报刊舆论界的朝野上下,更是引发了多方面回响。毫无疑问,此举影响了大量士子的抉择,改变了癸卯、甲辰二科诸多进士的仕途发展和人生命运,对科举、学堂地位的此消彼长也不无推动之效。

  学界以往关于改科举的研究已经不少,但对庚子前后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尚注意不够;开进士馆与科举考试新章的配套关系,还有待论证阐发;开进士馆的动因、讨论决策过程及内幕,牵涉中枢大臣主动变革科举的努力和争论,其中迷雾重重,更需用切实材料加以揭示。上述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对清末新政开始后科举改制的思路、举措及其力度的整体理解,涉及科举与学堂、翰林院与大学堂的关系问题。本章从庚子前后翰林院的整改、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办、中枢要人的幕后推动、枢臣的争论与妥协,以及诏开进士馆的朝野反响等方面,梳理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的改制脉络,并阐明诏开进士馆乃科举改制的扩大和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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