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荣庆所陈办法与上谕的规定容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是，荣庆的提议及办法与开进士馆有直接关系。癸卯庶吉士、进士馆学员郭则沄直言“进士馆之议发自蒙古荣文恪”。[40]其实，荣庆在上年应诏陈言，论及人才学校时，本有“重仕学”一条，谓“今日培植后进，原收异日人才，惟任时局之艰危，则以当今百寮庶司得人为亟”。[41]他的办法，就是要用学堂“实学”补科举空疏之偏，使科举已取之士接受学堂再教育，期速得人。
上文表明，荣庆所陈办法颇蒙瞿鸿禨赞赏。有意思的是，下文将看到，瞿鸿禨正是进士馆之议的实际主持者，这也间接证明荣庆确与开进士馆颇有关系。当然，如果说进士馆之议发自荣庆，那么，时任军机大臣、政务处大臣、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慈眷甚隆的瞿鸿禨则是此议的强力推手，作用更大。
材料显示，在荣庆向瞿鸿禨陈说办法之后，政务处很快便开始讨论该议题。十月末，张缉光致汪康年密函透露出重要讯息：“第一号信……所言明年殿、朝考试录用人员送入仕学馆一节，王相执意派掌院入学堂，鹿公和之。经师座造膝密陈，谓掌院入学堂，必致事事掣肘，慈意谓然。闻其折不日即上，或可免掌院一节，而师属万勿宣传。”[42]张缉光系瞿鸿禨善化同乡，师事鸿禨，又任瞿氏儿辈老师，[43]他与朱启钤（瞿为朱的姨丈）同受汪康年之托，替汪的《中外日报》密探消息。[44]
可知王文韶（王相）、鹿传霖（鹿公）并未直接反对进士馆之议，但王却执意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入大学堂，鹿附和，瞿虽不以为然，但显然没能在讨论中说服王、鹿。于是瞿在独对中密陈利害，获得了慈禧的支持。“其折”即指政务处议令新进士入大学堂肄业折，在随手登记档中的事由为“变通新进士章程等由”，于十一月初二日递上，当天便明发上谕，事由亦同，[45]说明上谕即据该折而拟。该密信证实了瞿鸿禨为此事的幕后推手。
值得注意的是，政务处此次极为保密，故报刊报道绝大多数是在上谕发布后才做出的。有关上谕动因的消息有同有异，以时间为序稍做考察，有助于坐实瞿鸿禨的推手角色，并可澄清讹闻，检视报道的趋向和可靠性。
如前所述，汪康年因有张缉光、朱启钤做线人，消息直接来自瞿鸿禨，故汪氏远在沪上的《中外日报》反而较早地获知确情。还在上谕发布的前一天，该报就率先曝光了此事：“闻政府近又奏请，于明年为始，朝考后，凡三鼎甲及庶常、主事、中书等员，皆须入京师大学堂所附设之仕学馆肄业。其以知县用者，即在各省仕学馆肄业，均以三年为限，俾士人咸知讲求新学。”[46]观十一月初二日上谕，便知该报道多么准确。有意思的是，《中外日报》虽然预知内情，但仅在十一月初二日的论说末尾附带论及。[47]此时外界尚未看到上谕，汪康年如此小心翼翼，很可能与瞿鸿禨“万勿宣传”的口谕有关。
同处沪上的《新闻报》于十一月初四日则据“京函”称：“上月下旬有某侍御专折条陈，请将明年新科进士及前科未殿试之进士，自此科为始，均须发入大学堂肄业”，政府颇以为然，故明降上谕。[48]该日《新闻报》、《申报》均就上谕发表了专论。[49]远在日本的《新民丛报》于十一天后，也报道了此事，与《新闻报》内容相近。[50]遗憾的是，资料中尚未发现相关御史条陈的线索。不过，即便有类似的条陈，如无中枢大员力挺，也很难过政务处议复这一关。故《选报》谓进士入学之谕，“虽系某御史具奏，亦瞿尚书赞成之力为多”，[51]不无道理。
近在天津，一向消息灵通的《大公报》，此次却落了后手，直到十一月初九日才发出声音：“某大臣于召见时面奏，历陈本年科举之有名无实，不如竟废科举，专由学堂取才。皇上颇为所动，闻虽有竟废科举之意，因皇太后七旬万寿在迩，姑俟恩科举行后，即永远停止。”故次日即下新进士入学之旨。[52]报道注意到此举与废科举、兴学堂的联系，甚是，惟谓某大臣一经面奏，次日即下旨，显然不了解内情。四天后，该报终于探到了“确实消息”：初二日所降进士入学之旨，“闻出自瞿大军机之意”。[53]
三 枢臣关于进士馆的论争
上节已证实瞿鸿禨是诏开进士馆的幕后推手，王文韶与鹿传霖则因开进士馆而执意要派翰林院掌院学士入大学堂。值得追问的是，其原因何在？[54]
就瞿鸿禨来说，开进士馆是整改翰林院的自然延续，乃其政见所在。变通新进士章程，新科三鼎甲及数十位庶吉士将入大学堂肄业，必将变革庶常馆之制。考虑到瞿本来就是辛丑四月以来整饬翰林院人员用功实学的支持者，则瞿此时力推进士馆之议也就很可理解。
此外，湖南留日学生杨毓麟本年给瞿鸿禨的上书及张缉光的不断进言，也值得注意。杨毓麟首先力言派人留东学习速成师范，对国内学堂至关重要，然后话头一转谓：“俟吾国教育办理有成绩，而后可以救亡，其收效尚在十年以外”，此十年中新政“在在须材”，而嚣然言新政者，“大率有理想而无实地研习，施之事实，必多粗确”，故为今日中国计，“莫若遣人东游学习速成政治、法律、经济三事”。接着又为打消顾虑，请瞿主持，称“师范可以速成，则政治、法律、经济上，何不可以速成者。但现在吾国人无主张此事者，是以无人自发其端耳”。选派对象则“京、外并遣”，“在京则词馆、部曹”。[55]张缉光致瞿鸿禨函云：“又得杨笃生（杨毓麟——引者注）自日本寄来一函，有书呈鉴。……至所陈派京、外官员学习速成政治、法律、经济诸学，尤救急之方，多有论及者。”[56]可见，张缉光亦以派京、外官出洋学习速成法政、经济，向瞿进言。而瞿鸿禨在进士馆动议之初，确也有择优派翰林出洋的打算，只不过先在仕学馆肄习一年。[57]不过，官员游学看来尚属超前，况且由于刚刚发生了成城学校入学事件，当局对留日学生疑虑正深。因而此时奏派京、外官留日学习速成法政，尚非其时。然京师大学堂仕学馆业已筹备就绪，在国内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看来阻力会小，可行性大。因此，当荣庆九月二十五日向瞿鸿禨陈说办法时，瞿对此其实已有谋及，“颇蒙赞赏”也就毫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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