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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_韩策【完结】(47)

  此外,章程中有如下几点值得注意。(1)以实用为宗旨,期望“初登仕版”的“翰林、部属、中书……明彻今日中外大局,并于法律、交涉、学校、理财、农工商兵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若欲更求精深,则毕业后准其呈请入大学堂肄业。(2)因此,课程设置中以法政(可涵盖交涉)、理财为主;进士馆每周上课6天,每天4小时,共24小时,较其他学堂平均每周36小时课时为轻。(3)入馆肄业的翰林、中书每年津贴240两,部属160两,由进士原省筹解。(4)6学期期满且获得学期及格凭照3次以上者,参加毕业试验。(5)毕业得奖者,将来作为外省高等学堂毕业试官候选人;部属、中书毕业得奖者,并准许考科举试差。[111]只是癸卯科进士入馆次年,科举即废,所以科举试差成了泡影,而将来简派高等学堂毕业试官,亦口惠而实不至。

  光绪三十年四月十二日正式开馆后不久,教员与学员颇生冲突(详第五章)。六月十三日,御史张元奇奏称:“进士馆聘用各教员年轻望浅,所编讲义东涂西抹,粗浅陋略,学员皆有鄙夷不屑之意。择师不精,靡费无益,请饬将进士馆章程重为订定,俾收实效。”[112]与此同时,进士学员也谋划着合词禀请严复出任进士馆总教习。当然,张元奇所奏,或许有替其同乡好友严复出掌进士馆张目的深意。[113]七月十六日,御史王诚羲亦奏请变通进士馆章程:“新进士学堂固应肄业,部务亦须学习,且部曹不必遽分部,知县不必遽分省,拟请变通章程,以期尽善。”[114]为此,学务大臣于八月拟定《更定进士馆章程》八条,奉旨允行。要点有,(1)分内、外班:翰林、中书为内班,须住馆肄业;外班定期到馆听讲,部属采取自愿,可留内班,亦可申请入外班,已得要差,经本部咨明留署者,且可毋庸听讲;翰林、中书如因精力不及,亦可改归外班。(2)进士办学与留学可以代替在馆肄业。新进士在学堂任教习及总理学务,三年期满,实能称职,或自备资斧呈请出洋游学,三年期满,得有毕业文凭,与在馆毕业者一律办理。(3)假期与守制:与之前统一给假八个月不同,新定进士朝考后,给正假五个月,续假五个月;丁忧学员除自愿回籍外,准其百日后入馆肄业。[115]

  可见,进士馆奖励章程在制定过程中,就因部分政务处大臣嫌其过优,[116]翰林前辈哄闹而核减。[117]同时,伴随着新进士的抵拒情绪以及御史的不断上奏,开馆仅数月就大变学章,可谓学堂章程屡更的显例。

  清末新政伊始,厉行科举改制。对此,甲辰科进士关赓麟曾总结道:“癸卯、甲辰二科为千三百年科举之殿。时方改制,试论义,废誊录,借地汴闱,获隽者复入学堂习法政。此皆异于历来科举者。”[118]概言之,科举改制包括两个方面:(1)辛丑年颁行考试新章,以废八股、罢试帖,改试论、策、经义,废誊录等为内容;(2)壬寅年变通新进士章程,诏开进士馆,令新科进士授京职者入京师大学堂肄习法政等“新学”,接受学堂教育。

  就二者关系而言,开进士馆变革了新进士在“实习阶段”的具体走向和学习内容,是科举改制在翰林院及新科进士“新学”培养与任用、出路层面的反映。如果说辛丑科举新章是要变取士之法,用所谓经世实学来取士,那么壬寅诏开进士馆恰是要科举已取之士再入大学堂,接受经世实学教育。二者殊途同归,互相配套,均为解决取非所用、用非所取的问题。在改科举、兴学堂的转型背景下,翰林院的持续整顿是科举改制的体现,而京师大学堂的重建是学堂兴起的标志。开进士馆正是要将科举与学堂沟通起来,以便多快好省地获取应时人才。此举既是改科举的继续推进,与科举考试新章两相配套,共同构成科举改制的主要内容,又蕴含着抑科举而扬学堂的深意,标示着学堂取代科举的风向。

  研究表明,诏开进士馆延续了庚子前后翰林院整改的思路,用速成之法,育科举已成之才,实现了翰林院庶吉士制度的重大变革,并与京师大学堂仕学馆的筹备工作紧密衔接。不过,在政务处初期的讨论中,王文韶、鹿传霖、瞿鸿禨等中枢要人意见参差,既包含理念之争,又牵扯人事问题,反映出翰林院与大学堂、科举与学堂关系的重重纠葛。既往研究显示,庚子之后对科举变革的推动,陶模、袁世凯、张之洞、端方等疆臣多为主动,而枢臣更多是“合谋”的角色。[119]此次从整饬翰林院到诏开进士馆,由于是科举改制在高层的推进,所以是枢臣(瞿鸿禨)等中央大员主动发起并积极促成的。从袁世凯、张之洞请设京师仕学院的思路和行动来看,他们似对此也乐观其成。当然,袁世凯、张之洞此时努力的主要方向却在科举减额。[120]

  科举制几乎是最重要的既有制度,科举改制在储才之地的翰林院如何推进,直接反映了清廷的决心与力度,示范效应甚大,开进士馆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此外,政学相依,翰林院既与政治核心关系至密,又是士人观瞻所在,其改革自然深受瞩目。进士馆之设,已经涉及官员的养成和任职制度,关系到新进士的出路和仕途,因而影响亦大。

  有以上原因,所以诏开进士馆上谕一经发布,即激起广泛的朝野反响。从报刊舆论方面看,至1902年底,津、沪报界在科举、学堂问题上成见已深,贬科举而扬学堂的倾向已非常明显。虽然当局此举明显在深化科举改制,归重于学堂的意味颇浓,但激进的报界舆论立意在废科举,并不以此渐进改革为满足。因而此举没有获得一年前废八股时那样的如潮好评。相反,却引来了程度不同的“差评”。趋新的报界舆论并以此为绝好“题目”,将批评进士入学演化成了废科举的宣传鼓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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