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期在进士题名方面出现两部巨著，实奠定后来研究之基础。甲辰科榜眼朱汝珍于1929年编著出版《词林辑略》一书，将有清一代翰林按科次勒为一编，考证其籍贯、字号及简要仕履等，价值甚大。[17]1941年，房兆楹、杜联喆伉俪合编之《增校清代进士题名碑录附引得》出版。该书在校核清人进士碑录基础上，补全同治一科、光绪十三科、清末游学和学堂毕业进士题名，俾清代进士全录一编在手，又制成人名索引，颇便利用。[18]
民国时期，除了前文已经提及的从人才地理分布研究科举，更须指出的是潘光旦、费孝通有关科举与社会流动关系的研究。[19]1960年代前后，海外蓬勃兴起的关于科举与社会流动的诸多研究，与此实有后先呼应的关系。此外，日本汉学泰斗狩野直喜于1923～1924年在京都大学讲“清代的制度与文学”，有“清代的科举制度”讲稿，对清代科举从县试、府试、院试直至殿试、朝考，均做了考述，只是讲稿直至1984年方在日本整理出版。其将清代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殿试三个阶段，认为生员一级的考试乃是学校试，外于科举系统。[20]现在看来，这种观点还可再商。不过，狩野的学生、日本科举研究大家宫崎市定于1946年出版的《科举》一书，继承了上述观点。宫崎著作最后一章简要讨论了清末新教育的出现与科举制的崩坏。[21]
1949年至1990年代初
1949年之后的十年间，有关清代科举的巨著，当属商衍鎏1958年出版的《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商氏以甲辰科探花现身说法，对清代科举考试的沿革、层级、类别、定制、考法等情况做了详尽考述，兼顾文、武、翻译诸科，并及考誊录、中书、官学教习等附属科举系统的各项考试，甚至就清季停科举后的各类考试亦有述及，且专章叙述八股文、试帖诗、科场案、科场逸闻。该著图文并茂，翔实可信，允推清代科举研究百科全书式的参考书，[22]为后来研究者广泛征引。商著还述及了癸卯、甲辰二科会试、殿试，尤其是于“翰林院庶吉士之散馆”一节末尾扼要叙述了进士馆的历史，并点出了进士馆取代庶常馆的制度变革。[23]在此前后，商氏还在香港《大公报》和《广东文史资料》发表文章，追述参加科举考试的历程，尤其是癸卯科落榜，甲辰科会试、殿试、传胪与朝考的情形，并驳正了有关甲辰科殿试鼎甲名次变易的讹闻，叙述了沈钧儒、谭延闿、蒲殿俊、颜楷、陆光熙、汤化龙、黄为基、张其锽等甲辰科名进士极其不一的出处。[24]在此之前，甲辰科进士、历任民国要职的贾景德于1956年出版《秀才·举人·进士》一书，现身说法，可补充商衍鎏的记述，惜篇幅嫌小，详于县试、府试、院试，乡试略有提及，而甲辰科会试、殿试竟付阙如。[25]另外，浙江举人钟毓龙的《科场回忆录》亦对两科会试有所追忆。[26]亲历者的追述，为癸卯、甲辰会试的研究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和提示。与此同时，参加过科举小考的齐如山推出《中国的科名》一书，通过介绍童生、秀才、贡生、举人、进士、翰林等科名的身份性质，描绘了一幅科举社会图景，饶有趣味。[27]此外，朱沛莲的《清代鼎甲录》在历科的三鼎甲和尚侍督抚同年题名履历方面，创获不少。[28]
五六十年代，有关士绅问题、科举与社会流动问题的成果迭出，而且产生了有益的学术争论。张仲礼、何炳棣、瞿同祖的研究成果，堪称代表。[29]科举与社会流动的相关论文，1963年由约翰纳·门泽尔（Johanna M.Menzel）编入论文集中。[30]值得关注的是，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于1963年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革废考》，梳理了康乾两朝及同光以降改、废科举的思路与尝试，并注意到了诏开进士馆一事，认为“此诏令如果得到严格执行，将是一项重大创举”。[31]虽然由于当日材料所限，相关论述还显单薄，亦间有误读，但将清代科举的改革与停废作为专题研究，此书有开拓之功。它以1900年为界，将康乾、同光以降至戊戌时期的朝野努力划入改科举的范畴，而将1901年至1905年划为废科举时期，虽仍可商，但确富巧思，予人启发。
1982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德昭的力作《清代科举制度研究》出版。此书不同于以往的制度类著作偏重规章介绍和考辨，而是在爬梳征引大量公私材料的基础上，分明清制度的递嬗，清代的科举入仕与政府，科举制度下的教育，科举制度下的民风与士习，新时势、新教育与科举制度的废止五个专题进行探讨。与科举制变革直接相关的是，详细梳理、分析了康乾两朝及道咸以降改、废科举的建议与举措，惜对辛丑之后用笔稍简。[32]王著为后来的研究者所时常征引，影响颇大。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范沛潍于1989年和1993年先后发表两篇以癸卯、甲辰会试为题的论文，主要分析了借闱河南进行会试的原因，注意到了试题的改变，认为这是清代科举考试制度的一大变革，同时强调了会试借闱河南对内地省城开封的影响，提到了几位后来相对出名的进士。论文虽然格于材料与篇幅，尚未展开，且间有舛误，但直接以两科会试为题，在大陆首先发表，引起学界注意，导引研究后进，洵属功不可没。[33]
1990年代中后期至今
1990年代中后期，大陆学界掀起一波研究科举停废之社会影响的热潮。罗志田、萧功秦、何怀宏、周振鹤、杨天宏、杨齐福等多位教授相继发表高论。1995年，罗志田发表《科举制的废除与四民社会的解体》，以《刘大鹏日记》为主要依据，提出废科举造成了四民社会解体、旧时士子生存条件和社会地位每况愈下的论点。1998年，罗氏又发表《清季科举制改革的社会影响》，认为“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体制”，因而“清季科举制的改革与废除，不仅是个政治变革，还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变迁、造成了深远的社会影响”。文章接着立论：废科举前，取士标准“已从鼓励新旧学兼通变为新学是尚，与之伴随的参考书籍的变换对印书、卖书、买书及应试者均带来程度不同的影响”；废科举后，“耕读仕进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转变，城乡逐渐分离，在传统社会中原居四民之首的士阶层逐渐隐去。由于政教相连的政治传统中断，政统的常规社会来源枯竭，又缺乏新的职业官僚养成体制，原处边缘的军人和工商业者等新兴权势社群因‘市场需求’而逐渐进据政统”，进而出现了游民、饥民等边缘社群对政治军事的参与及类似开会、发电报等新兴的政治行为。在次年出版的专著中，罗志田又提出了废科举后，知识分子的边缘化与边缘知识分子兴起的观点。[34]诚如关晓红所言，罗志田的上述观点“很快成为学术界关于废科举对近代中国社会变动影响颇具指向性的论点”。而关晓红认为，罗志田关于科举制是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控制等多项功能的基本体制，因而其废除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必然是深刻而全面的这一思路，对理解和认识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变化的关系，深具启发意义。不过，对于知识分子边缘化及如何边缘化的论述，关晓红有不同意见，认为废科举后，“多种渠道同时并存”，使得清末最后几年，“旧学出身者大都能够保持科举时代的出路，前景甚至更加宽阔”。[35]此外，2013年，徐佳贵利用温州地方士子林俊的日记，论述了其在科举改废、学堂兴起过程中的观察与活动，认为废科举、兴学堂在晚清地方尚可展现为一种“水到渠成”的递嬗过程。[36]
小贴士：如果觉得52书库不错，记得收藏网址 https://www.52shuku.vip/ 或推荐给朋友哦~拜托啦 (>.<)
传送门：排行榜单 | 好书推荐 | 科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