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 《译第五十七号〈京津时报〉论本月初二日上谕》，《大公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十日，第1版。
[100] 《论进士入大学堂肄业》，《新闻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第1版。
[101] 《致醉石弟书第二一》（1903年7月上旬），陈德溥编《陈黻宸集》下册，中华书局，1995，第1058页。
[102] 《人才不必定由科举论》，《同文沪报》，载《时事采新汇选》光绪二十八年冬月十六至卅日。
[103] 《论进士入大学堂肄业》，《新闻报》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初四日，第1版。
[104] 皮锡瑞：《师伏堂日记》第5册，第159页。
[105] 赵尔巽：《奏为晋省癸卯科乡试窒碍甚多拟请展缓折》（光绪二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05辑，第192页。
[106] 《会奏请递减科举中额专注学校折》（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十二日），骆宝善、刘路生主编《袁世凯全集》第11卷，第64页。
[107] 《致瞿子玖》（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0页。
[108] 进士年岁问题，前引报刊舆论已有论及，不排除张元奇曾受影响。《酌定新进士入馆办法片》（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170页。按，张元奇上奏在1903年，距进士馆开馆尚有近一年时间。李林称“进士馆开馆仅历两月，1904年7月，御史张元奇……奏请酌量变通，‘或择年岁合格，其年长者听之，或考定额数，其额外者听之’”。又称“同年12月，张之洞亦奉旨议复张元奇奏陈”。均误。李林：《晚清进士馆研究：天子门生的转型困境与契机》，新竹《清华学报》新44卷第1期，2014年3月，第123页。
[109] 《酌定新进士入馆办法片》（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4册，第170～171页。
[110] 《奏定进士馆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第628页。
[111] 《奏定进士馆章程》，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第625～630页。
[112] 《德宗实录》（8），光绪三十年六月，《清实录》第59册，第83页。
[113] 参见韩策《师乎？生乎？留学生教习在京师大学堂进士馆的境遇》，《清华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114] 《德宗实录》（8），光绪三十年七月，《清实录》第59册，第101页。
[115] 《政务处奏更定进士馆章程折》（并清单），北京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1898～1911），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第157页。此外，允许学员考御史及保送知府。针对馆内风潮，特意规定了“故犯学规，屡戒不改或声名素逊，造就其难者”的罚规。又参见李林《晚清进士馆研究：天子门生的转型困境与契机》，新竹《清华学报》新44卷第1期，2014年3月，第123页。惟其意主事皆入外班，理解小误。
[116] 《致瞿子玖》（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赵德馨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100页。
[117] 孑厂（郭则沄）：《杂述进士馆旧事以资谈柄仍叠前韵》，载《科举概咏》，《中和月刊》第1卷第11期，1940年11月，第51页。
[118] 稊园（关赓麟）诗题，孑厂（郭则沄）辑《科举概咏》，《中和月刊》第1卷第11期，1940年11月，第50页。
[119] 王文韶除外。参见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83～101、122～132页。
[120] 参见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第134～135页；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第94页。
第四章 癸卯、甲辰借闱会试：科举新章的践行
癸卯、甲辰二科既是中国历史长河中最后的会试，又是清季科举新章的重要实践，因而具有独特的意义。诚如甲辰科进士关赓麟所言：“癸卯、甲辰二科为千三百年科举之殿。时方改制，试论义，废誊录，借地汴闱，获隽者复入学堂习法政。此皆异于历来科举者。”[1]本章首先重新解释会试借闱河南的缘由，接着着重考察两科会试的实际运行，借以讨论科举改章的利弊得失，最后在同治、光绪以来的会试脉络中，对两科贡士的取中情况进行统计分析。
一 借闱河南缘由新释
1900年的庚子事变，彻底打乱了大清国的运行节奏，深刻影响了清末的制度变革和历史走向。就抡才大典的科举考试而言，乡、会试被迫一再展期，并引起朝臣和东南督抚巨大分歧。辛丑年（1901）八月，云南、贵州、广东、广西、甘肃五省举行了庚子、辛丑恩正并科乡试，而其余省份则俟之来年秋天。同时，按照中外交涉的最终结果，北京五年内既不能举行顺天乡试，也不能举行礼部会试，而事实上京师贡院也已被夷为平地。然则业经展至壬寅年（1902）三月的会试是否按期开科，借闱何处开科，便需当局首先加以确定。
辛丑年十月，礼部鉴于本年举行乡试省份不多，因而建议明年会试各省中额要区别对待。因为“明年会试恩正并行，自必酌量加中，以广皇仁”，但“若未经乡试各省，会试概行加中，未免漫无区别，且将来新科士子不获一律邀恩，亦非朝廷一视同仁之意”。故礼部奏请明年会试“由知贡举于开单奏请中额时，分别注明本年已经乡试及未经乡试字样，恭候圣裁。其未经乡试省分，应俟补行后，下次会试由礼部具折声明”。对此，政务处有不同意见，认为本年举行乡试只有五省，“若于明年举行会试，未曾乡试各省士子不免向隅，且举行经济特科前经奉旨定于本届会试以前，亦属办理不及”，故奏请会试再展一年至癸卯年（1903）春举行。至于借闱何处，政务处奏称：“明年补行顺天乡试即须借闱，拟借用河南贡院考试，地属毗连，较为合宜。”八月先考顺天，十月再举行河南本省乡试。“乡试既借用豫闱，次年会试拟亦请仍就河南贡院办理，地居适中，于各省公车士子亦便。”[2]十月二十四日，清廷根据政务处的意见明发上谕，大告天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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