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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_韩策【完结】(53)

  可知礼部欲借闱南京的理由主要是:考官便利、沿途地方供应负担较轻、贡院规模合适。其实,选择与京师贡院同为十八房的江南贡院,表面称规模较宽,实则暗含朝廷体制。考虑到礼部会试破天荒地不能在京举办,主要是英国公使等外人“压迫”所致,那么即使借闱,也须体制相当。因此,地位仅次于北京的南京自然是首选。不过,如何定夺,尚须最高层仔细权衡。既要为考官、士子的便利着想,也须避免外人干涉,还要考虑借闱地方督抚的态度。

  从外人角度看,英国公使、参赞此前均表示过会试可以借闱南京。早在5月10日之前,由于萨道义在北京会试问题上不肯松口,李鸿章放出风来——如果坚持停止北京会试,皇帝将不回銮。萨道义在给英国外交大臣兰士敦侯爵(Lord Lansdowne)的信中,已表示中国人或许可以借闱南京举行会试,但绝不允许北京举行任何科举考试。[19]因此,英国参赞杰弥逊在5月24日与张之洞晤谈时,亦称直隶、山西“乡试必须全停,会试只可改在他省,或在南京”。[20]况且,礼部奏折系会同议和全权大臣所上,想必外人的意见早已考虑。

  看来最终未选南京,似与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消极态度有关。礼部折递上后,旨下政务处议奏。据说最高层专门探询刘坤一之意,刘“于此颇觉难置可否”。[21]会试借闱南京,无疑会给江苏增加诸多负担;且会试如借闱南京,顺天乡试就很可能也借闱南京,则江南乡试便须推迟至十月再举行,甚为不易。主张科举减额、大兴学堂的刘坤一自然不愿同意,但又不好表态反对。不过,以刘坤一斯时的权势威望,又系参预政务大臣,只要他不明确支持,政务处恐不便强行议准。这是政务处否决礼部的南京方案,最终选择河南开封的重要原因。

  当然,选择河南亦有其他考量。范沛潍认为,除京师贡院被焚外,[22]还有四点原因。(1)河南的义和团运动不似山东、直隶、京津地区剧烈,“在河南举行会试,就不易引起外交纠纷。这是癸卯、甲辰科会试借闱河南贡院最主要的一个原因”。(2)“开封地处中原,位置适中,交通便利。”(3)“河南贡院占地颇广,号舍众多,条件较好,完全有条件承担全国会试。”(4)“太后对开封产生了好感,特别是对河南官员的接驾十分满意……在开封举行会试,也可算是对河南的照顾与重视,给河南官员的体面。”[23]只是这种解释最多构成借闱河南的充分条件,而不足以构成其必要条件。

  首先,如果注意到礼部会同全权大臣奏请在南京会试,那么义和团运动的解释就站不住脚了。因为河南尚闹义和团,且南阳府、光州在停试之列,两江则在东南互保之下,并无义和团,江苏且无教案,更无外交纠纷。其次,开封确实位置适中,如在轮船、火车未通时代,四方之士子“固无远近悬殊之虑”,但在“东南诸省轮舟畅行”而芦汉铁路尚未全通的时代,开封与北京、南京相比,就算不上交通便利。迟至1903年,芦汉铁路虽已修至信阳州,但距离开封省城“尚有六七百里”,当癸卯科会试的时候,“吴、越、湘、鄂、闽、广等省之公车赴汴,无论自信阳州换车、由清江浦起岸,皆须陆行数百里始能得抵汴中。其间或因道路难行,或因车辆难觅,种种受累,窘不堪言”。[24]因此,与南京相较,选择河南仅对河南、陕甘、山西地区士子便利,对大量南方士子几乎是个梦魇。再次,河南贡院占地广、气势雄伟则是实情。朝廷决定顺天乡试借闱河南后,开封贡院随即展拓扩建,其内帘规模较京师贡院尤宏。后来癸卯科会试同考官恽毓鼎就称赞“其规模胜京闱多矣”。[25]

  至于说在开封举行会试,是出于慈禧太后对河南官员的好感、给他们的体面,恐怕要仔细分析。破天荒地在地方举行会试,对地方官来说,或许是“无上光荣”,但也是财政与精力的巨大负担。所以,这就取决于当地官员如何看待科举考试。如果在主张减废科举的刘坤一、张之洞、端方、赵尔巽等人的地盘举办会试,恐怕他们就未必觉得“体面”。不过,河南当局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辛丑年九月十七日,刚刚卸任河南巡抚的于荫霖在召对时,就主动“申请”在河南举办乡、会试:“停科举之旨一下,天下士子皇皇,条约臣不深知,皇太后、皇上回京以后,但能开科,不妨借河南贡院乡、会试,以固人心。”慈禧说:“本来是固结人心要紧,你说得话都是当办的事。”[26]这一对话值得特别注意。而且,时任河南巡抚松寿也没有表现出废科举的倾向,且系满人,对朝命更无商量余地。此后直至1905年立停科举,历任河南巡抚锡良、张人骏、陈夔龙均倾向于保全科举。此外,借闱河南或许有照顾河南、陕西士子、商民的意思,但也给河南地方带来财政压力,而地方官出的钱还是来自老百姓。其实,参加顺天乡试、会试的士子来自全国各地,放在南京亦颇合适。

  因此,清廷之所以决定借闱河南会试,很可能是这样考虑的:礼部与全权大臣意欲借闱南京,既便利考官,也方便大部分士子,但两江总督刘坤一不同意,于是只好作罢。河南与山东相比,有地处中心、贡院闳敞的优点,且督抚唯命是从,所以被政务处选中。看来会试借闱地点的确定,有一个从南京到开封的权衡过程。可以说,河南本来是个“备胎”。故李鸿章的谈判助手张佩纶颇不满于借闱河南,他说:“顺天乡试乃借豫闱,成何气象!”[27]顺天乡试如此,礼部会试借闱河南,更成何体统。张佩纶此处有可能是对洋人不许北京举行乡、会试表达愤慨,但考虑到张氏参与了辛丑谈判,知悉顺天乡试、会试必须借闱,也了解礼部和全权大臣倾向于南京,故更可能是因为未能借闱南京,体制稍逊,所以发此牢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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