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取中的答卷来看，同一道题题眼固然一定，作答却须新警而有别于人，不偏不倚、四平八稳之卷未必能受到青睐。癸卯科头场五论最重要，首题“管子内政寄军令论”尤要，也存留下更多的闱墨。士子们的答卷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情况。此题贯穿着变法与治兵的主题，也是现实的反映。所以士子须紧扣变法和治兵立论，至于切入的角度、论述的侧重、得出的结论，则可各自不同。故从兵农分合、古今异同、政军文武、王道霸道等方面立言均可，甚至直言当下，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皆有可能入彀。
图4-1 1903年光绪癸卯补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会元周蕴良首题闱墨
会元周蕴良认为，管子此举不背《周礼》兵民合一之旨，但后世兵民分离，“民之为农为工为商者，皆以兵为贱事，于是召募有兵而常备无兵，行伍有兵而田野无兵，兵自兵，民自民”。最后暗讽时下：“当事者犹矜言治兵，吾恐对于大国将忌我而先发以相乘，对于小国将疑我而协力以自保。”[53]张鹏翔在梳理府兵、募兵之争的史事后，为当下支着，认为“匪惟当合兵民之势，抑且当通上下之交”，因为他觉得兵民合一与泰西常备、预备之制有暗合之处。[54]
不过，对于兵民分合问题，陈曾寿即有不同看法。他说：“后世兵事日繁，战具日精，寓兵于农，以农为兵，势必至于兵不知兵，农不知农，兵农之一分而不可复合，亦必然之势也。”陈氏进而就文武关系阐发高论：“至其兵与农工商分而独不与士分者，盖古者庠序之称曰士，卒伍之称亦曰士，兵农可分而文武必不可分也。”若文武不分，即无周蕴良所谓的“以兵为贱”之事。王震昌也认为古今时势不同，管子之法“概欲施之后世则未也”。不过他也觉得应该提高兵的地位：“除其力役，蠲其租赋，就内政所载而变通之，务使民乐为兵，不以兵为贱而鄙之，不以兵为苦而避之。”[55]张家骏则强调三代以上之官制文武不分，故将皆儒臣，不同于武夫之骄悍，而管子正是才兼将相的代表。[56]
然而，杨兆麟的判断却有差异。他从比较管子与孙子切入，认为二人一相一将，故管子议兵制，而孙子言兵法。至于当下欲图自强，必须师管子之意，先强其民，储可用之兵而不轻用，同时培养将才如孙武者，以备非常之用。徐谦鼓吹民兵，不惧兵祸：“今处开通之世，相竞为国，使其民犹昧夫大义，而惧兵祸，而书生之论必以穷兵黩武为戒，其如强邻之环伺何？”[57]朱寿朋则批评晚近士夫以外交为最急务的看法，指出军政更为重要：“外人向背恒视主国之强弱以为衡，国势强弱恒视军政之兴废以为断。军政不修与无兵同，无兵之国与无国同。”[58]
因为管子此举通权达变的改制内涵正与清末新政的现实契合，所以这一思路也常常体现在答卷中。不过，即使思路类似，观点则未必苟同，而讲法更须各有亮点。褚焕祖强调管子不泥古而知通。[59]田毓璠鼓吹豪杰变法：“天下皆相随于势之中，而圣贤则准时以立法，豪杰则乘势以变法。”金兆丰突出权变以致富强：虽然管子此举“未尽合先王之遗制”，但是“法简一，令整严，寓权变于舒畅洞达之中，洵乎富强之嚆矢”。单镇的讲法则更为婉转曲折：“兵制无百年不敝者也，夷吾之制取效一时不再传，而齐霸遽衰。……岂真立法之不善，有治人无治法，亦古今之通例耳。”进而说：“以兵农合一规复古制”者意非不美，但英才如管子，“去古未远……尚不能泥成法以取胜，而必谆谆然思变计焉，而况下此者乎”，从而导出不泥成法但须变计的主张。[60]
夏启瑞虽亦赞赏管仲准古酌今，通经致用，但在末尾却来了一段春秋责备贤者之义，于是境界顿时不同：“可惜管仲一世奇才，急于表见于天下，未能深求政令之大本，又不能收贤才以自辅，以永其传而恢其业。此则尚论之余，不能不为贤者责备之也。”袁祖光指出，管子的确善于变法，但“偶变为救时之策，不变为治国之经。不然专尚变更，事不师古，直商君、荆公耳。焉往而不病国哉”。陈畬则几乎是反对慕富强以变法：“能修政则自能行令，能行令则自可用法，安见古法之必不富强哉。必有管子而后能变法，既有管子，亦何待变法。……后有慕富强而好言变法者，其自顾诚能如管子否乎？”[61]
王道、霸道之辨是中国政治思想中的一大主题。以此立意的答卷亦复不少。史宝安赞赏管子善于治兵的同时，指出其“失在于少仁义，设能广大其德，则不止于霸”。[62]王大钧则有不同看法，他说当时列国皆治兵，管子“明乎强兵之转得弭兵也”，故“犹是王制”。[63]王寿彭称：“周礼一书法良意美，王莽伪托，安石误会，惟管子变通用之，故能相齐以大得志于诸侯。虽然，孔子议去兵，孟子言得道多助，苟以民心为兵，则井田虽不可复，而敌王所忾，固觉无民非兵也。”故认为“管子之法其犹未免于霸欤”。[64]彭世襄持论诡怪：“管仲重内政，特以桓公急于图强，不得已托辞寄军令，以应付桓公，而自己内治政策适以从容布置”。后人谓管子一匡九合之烈，由于阴谋诡计，是厚诬管子。强调《管子》一书精义在于注重礼义廉耻以修内政。[65]黄兆枚则以王道、霸道切入，最后归结于世变日亟，不可忘武备。[66]与王道、霸道有关系的是兵家制胜之道。邵章认为管子将军令寄于内政，“有征伐而邻国不知，则千古兵家胜算，为强国弱敌者所当取法”。[67]郝继贞则持论完全相反：“世论仅以寄之为义，取于邻国不知，为兵家秘密之计，偶一试其谲谋，必不可以常得志，固治兵者所不取也。”[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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