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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改制与最后的进士_韩策【完结】(75)

  然而,自恃有新知识的留学生,一回国就做了新科进士的“老师”,承担起帮助科举精英更新知识结构的艰巨任务,其心态之复杂、身份之特殊、处境之不易可想而知。事实上,面对科举精英,留学生教习一开始便遭遇到了身份和学识的双重质疑。本节考察进士馆中留学生教习与进士学员的“师生”关系,侧重于留学生面对进士时,遭遇到的身份尴尬,以及在传授“新知”过程中面临的种种困窘。

  “升沉倒置”:留学生入教进士馆

  光绪二十八年正月初六日,主持京师大学堂复建的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先设师范馆和仕学馆。其后,仕学馆聘请日人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为正、副教习。这年八月初七日,正在日本考察教育的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宴请二位教习,当时也在日考察教育的严修受邀作陪。严修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午刻至富士见轩,赴吴先生之招。客为法学博士岩谷孙藏及其友杉荣三郎,皆应京师大学堂之聘欲为仕学院教习者。”[64]日本教习虽已聘就,但他们不能操汉语授课,尚须聘既通日语又懂专业的中国教习译授。因此,留日卒业生开始陆续入教京师大学堂。同时,数量有限的日本教习并不能包揽所有“新学”课程,故而,留学生教习担任翻译的同时,亦自讲课程。

  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正式开馆,仕学馆归并其内。至次年七月,该馆留学生教习“共有七员”。[65]其中资历最深的当属陆宗舆。光绪二十七年八月,留学日本的陆宗舆因学费告罄,[66]随赴日谢罪使臣那桐归国;[67]翌年,被张百熙聘为东文分教习,协助岩谷孙藏和杉荣三郎授课。陆宗舆擅长财政,曾编译《财政四纲》。[68]杉荣三郎在仕学馆“讲财政,陆译授之”。[69]

  比陆宗舆稍晚入馆的是章宗祥。早在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吴汝纶访日时,章宗祥尚在留学,即与张奎、吴振麟一同被管学大臣选作通译,随同考察。吴汝纶的考察报告《东游丛录》多见章宗祥的踪迹。[70]因此,当大学堂缺乏师资时,章宗祥自然成为被物色的对象。第二年八月初十日《大公报》报道称:“日本留学生张〔章〕仲和君,到日本未久,即入法学教科肄业,颇有心得。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电致驻日公使,聘其回华充当大学堂法律助教。张〔章〕初时尚不肯允,后又许以俟进士馆开时,派充该馆法律学正教习,始云回华。闻已于日前抵京,不日入大学堂权助法律教务云。”[71]六天后,又有消息传来:“法律堂助教范静生已经告退,刻由东洋聘得章君宗祥来堂,拟由下星期三上堂讲授。闻章君乃乌程人,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卒业,政治法律夙最擅长,译有《国法学》。”[72]范静生即范源廉,此前确在大学堂任教,后来“有事他往”。[73]章宗祥在日本已与陆宗舆熟识,抵京后次日即访陆氏,“由陆介见管学大臣张冶秋,即任为教习”,入仕学馆,主讲刑法,并为岩谷孙藏译授民法。[74]

  光绪三十年四月,进士馆开馆授课,岩谷孙藏、杉荣三郎、陆宗舆、章宗祥遂改任进士馆教习。四月十六日早晨,进士馆首次上堂。报载当日情形道:“岩教习、戢教习等上堂演说各种法律大义及进士义务既毕,次则杉教习、陆教习上堂演说理财大义及入学义务,再次则章教习上堂演说一切,侃侃而谈,旁若无人,尤得演说三昧。各进士员既闻各段演说,颇生感情。”[75]此段记述中唯有“戢教习”是一新面孔。他就是戢翼翚。据《大公报》是年九月报道:“学务大臣奏请赏给章宗祥、陆宗舆、张奎、戢翼翚进士出身,尚未奉旨。按四员为日本留学卒业生,现任大学堂进士馆各科教习。”[76]此外,光绪三十一年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后,带领引见单内,戢翼翚履历中恰有“现充进士馆教习”的记录。[77]

  进而言之,戢翼翚来任教习,很可能源于章宗祥的引荐。戢翼翚、章宗祥同为早期留日生,在东合办《译书汇编》时即已熟识。其后戢翼翚回上海开作新社,并办《大陆报》。作新社组织编译一部多卷本《政法类典》,其中各译本多未署名,而“政治之部”中的《国法学》却署名收入章宗祥的译本。[78]事实上,据沈家本的序文,此书的组织者正是戢翼翚和章宗祥二人。[79]可见二人此时关系颇深。更值得注意的是,光绪三十年三月二十二日,严修在日记中写道:“七时起,章仲和、戢元成同来访。……十一时出门,答拜章、戢二君,不遇。”[80]此时进士馆即将开馆,章宗祥、戢翼翚(戢元成)一起在天津拜访严修,很可能随后又一同入京。

  与戢翼翚同时入馆的是张奎。光绪二十九年,张奎自东京帝大工科毕业回国后,与金邦平等“北洋出身”的留学生,一起被直隶总督袁世凯留在北洋供职。张奎即在天津工艺学堂办理学务。[81]进士馆筹备开馆,课程设置中虽以法政、财商为主,但也有理化科目,因此,工科出身且与大学堂颇有渊源的张奎,便成了学务大臣调聘的理想人选。

  比戢翼翚、张奎稍晚入馆的是林棨。林棨于光绪三十年回国,系当时中国留学早稻田大学中为数不多的正式毕业生之一。[82]次年夏天,他也参加了首届留学毕业生考试,履历中亦有“现充进士馆教习”之语。[83]引见后,赐举人,以知县分省补用,经吏部掣签分发陕西。而学务大臣奏称:“该员现充进士馆教习,授课精勤,学员翕服,拟请仍留该馆充当教习。”[84]林棨遂仍在馆任教。光绪三十二年,进士馆教务提调华学澜去世,林棨署理教务提调。[85]其后进士馆改作京师法政学堂,林棨升任教务长。迨至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成立,林棨又署理法科大学监督。宣统二年(1910)十二月,学部奏奖仕学、进士两馆办学人员,称他“在事已满五年”,因奖以“异常劳绩”。[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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