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6-1 癸卯、甲辰进士朝考后授职统计
2.主事掣签：京官的再分布
进士授职后，京官中翰林、中书衙门已定，而学习主事则要掣签分部。究竟签分何部，关系仕途发展和经济收入，是诸人关切所在。至于六部之优劣，“以吏、户二部为优选，刑部虽瘠，补缺尚易，工部亦有大婚、陵工保案，以冀捷获。惟礼、兵二部最苦，礼部尚无他途杂进，依然书生本色，最次莫如兵部员司，以常测之，非二十年不能补缺”。[4]若言事务之繁，则以户、刑二部为最，户部分十四司，刑部则十八司，吏、礼、兵、工四部皆只四司。[5]
因此，癸、甲二科新进士以主事用者，签分刑部最多，户部次之。以癸卯科为例，刑部学习主事为28人，约占94位学习主事的30%，户部以24人紧随其后，约为26%，其次吏部、工部同为13人，兵部9人，礼部最少，仅7人（详表6-2）。至于甲辰科，刑部竟多达30人，占96位学习主事的31%，户部亦达23人之多，其次为工（14）、吏（13）、礼（8）、兵（8）四部（详表6-3）。
3.进士分省：外官的再分布
新进士授职中的即用知县一项常常人数最多，他们是进士中的一大群体。癸卯科即用知县足有124位，人数甚夥，甲辰科外官人数虽有压缩，即用知县亦达88人。分发何省，对于即用知县来说，关系匪浅。在必须回避本省的情况下，通常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签分省份的自然与经济文化环境、距家远近、可资利用的关系网、县缺的数量、候补知县的多寡等。分发何省由吏部掣签决定，即用知县本无能为力。不过，至少有两种常用之策可以改善处境。其一是亲老告近，但需符合条件；[6]其二则系捐纳，又可分为两种，即掣签前捐指某省和掣签后捐离原掣之省而改指某省。
表6-2 癸卯科进士部属统计
表6-3 甲辰科进士部属统计
以癸卯科为例，闰五月二十五日为新进士掣签分省之期，除了萨起岩等人已经于掣签前捐指某省外，其余一百零八员则照例经吏部掣签分省。[7]与此同时，具备亲老告近资格者，也在抓紧利用该政策。闰五月初十日，浙江进士钮泽晟在得知自己“竟用知县”后，即请友人“代办告近文书”。所以钮氏于二十五日签分直隶，但因亲老告近获准，故八月初六日又改签邻省江西。[8]此类情况尚不乏其例，比如浙江人张鹏翔本掣云南，因亲老告近而改分江苏；浙江人武曾任本掣山西，既亲老告近，又在邻省中捐指江西，盖与江西有特殊联系，故到省三四年即补实缺。[9]此外，既不满意于掣签省份，又具备一定财力的即用知县，也在申请捐离原省而改指他省。比如江西人陈中孚本掣直隶，捐离原省而改指湖北；山西人吴庚本掣直隶，捐离原省而改指陕西；直隶人王延纶本掣福建，捐离原省而改指山东。[10]现将即用知县分省情形制成表6-4。
表6-4 癸卯科进士即用知县分省统计
4.未殿试的癸、甲贡士
在清代科举考试中，每科贡士与进士的数额常有出入，[11]癸、甲二科亦不例外。癸卯科会试中式贡士306名，其中13人因丁忧、患病等原因未参加随后的殿试，而22名戊戌科贡士则于癸卯科补殿试。[12]所以，癸卯科殿试产生了315名进士。甲辰科会试中式贡士276名，其中15人未殿试，但又有甲午、戊戌、癸卯三科共12名贡士补殿试。因此，甲辰科殿试产生了273名进士。
13名未殿试的癸卯科贡士，有10人于甲辰科补殿试，他们是：李臣淑、张云翼、何振清、吕祖翼、单志贤、林乾、段维、宾光椿、朱崇年、钱昌颐。然1905年科举立停，故癸、甲二科便有18名贡士再无机会补应殿试。不过，绝大多数后来经过验看，分别授职如表6-5所示。
表6-5 癸、甲二科未殿试贡士题名
综上，下文关于癸、甲进士群体的考察和分析，就以参加了癸卯、甲辰两次进士朝考的591人，外加未殿试的18名贡士，以及翻译进士3人（鸿志、魁续和富尔逊），总共612人为对象。
京官的仕途分化
在既往认知中，清季中下层京官的状态有两个特征，一是收入低，二是补缺难。就后者来说，光绪以来，捐班司官补缺无期，可以不论，即进士以学习主事用者，通常亦“非二十年不能补缺”，像何刚德14年补缺，“因在吏部，较疏通也”。[13]陈夔龙亦谓兵部员司最次，“以常年测之，非二10年不能补缺”，而其运气超好，10年即补，算是极快。[14]
照此说来，如果时局依旧，癸、甲二科学习主事总共190名，即使待至1911年清帝逊位，亦难有几人补缺。不过，清末新政开始后，官制改革逐渐加快，六部体制彻底突破，中央部院明显扩军，加以破格用人，京官的升沉颇异往昔。癸、甲进士适逢其会，补缺之迟速、升沉之变化、流动之情形皆呈现与往昔颇为不同的新状况，值得梳理分析。
首先是新部“捷径”，商部、巡警部、学部、邮传部即其显例。光绪二十九年（1903）七月，癸卯科主事分部行走不久，商部正式成立。其司员的一大部分，系据总理衙门考试章京之例，[15]先由内阁、六部等衙门考取司员，再保送至商部考试录取，然后引见记名录用。因为试题系商务论、策各一，故由策论及第的癸卯科进士相对熟悉，所以表现甚佳。[16]当日共有171人赴考，取录60人，其中癸卯科进士单镇、靳志、关文彬、李德星、郭家声、田步蟾、忠兴、聂梦麟、彭绍宗、吴达（建）三、王扬滨、孔昭晋等12人榜上有名，竟占1/5。[17]引见后，奉朱笔圈出30人记名录用，单镇、靳志、关文彬、李德星、郭家声、田步蟾等6人有幸入选。首批传到14人，单镇在列，次年即补缺。[18]关文彬、李德星、郭家声于一两年内相继传到，且试看三个月即奏留作为候补主事，较学习主事三年奏留之例限缩短甚多。[19]至辛亥鼎革之前，单镇、田步蟾均已升任农工商部郎中，关、李、郭三人皆任主事，此外甲辰科何景崧任员外郎，均为实缺。[20]补缺之速，实令何刚德、陈夔龙等前辈不敢想象。新政之前，考取军机章京是正途出身候补司员的一条显达之路。新政之后，商部“章京”亦可作如是观。胡思敬批评“商部捷径”，虽主要指其多位丞、参遽升至尚、侍而言，[21]实则当日商部亦是候补司官补缺之捷径。单镇、田步蟾等人即赶上了这趟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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